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从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通过全国试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的效率，将有效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遏制生态环境损害，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经济学上，对此以“公地悲剧”来解释。全民共享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水、空气、森林等“公地”，一旦遭到损害，若没有直接影响到个人或者某一群体利益，常常落得重视不足、疏于追责等结果，进而形成不良示范、造成恶性循环。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赔偿责任人、权利人等，责任明确一小步，破解“公地悲剧”一大步。

近年来，生态损害赔偿逐步走入公共视野，一批“天价罚单”功不可没。比如让人记忆犹新的宁夏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于今年8月调解结案，8家被诉企业承担5.69亿元用于修复和预防土壤污染，刷新国内纪录。而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的过程中，贵州发出了全国第一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书，两家非法倾倒工业废渣企业需要承担近千万元的生态修复金额。这些“天价罚单”，有效破解了以往“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不合理局面；推广到全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必将进一步加大对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等行为的震慑力度。

要让这一制度发挥其最大功效，重中之重就是厘清政府角色，发挥相关部门的主观能动性。根据这一改革办法，省级、地市级政府是赔偿权利人，换句话说，政府要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在以往类似的公益诉讼实践中，政府部门的积极有为，往往是促成事件解决的关键一环。反之，若相关部门消极以对，哪怕民间公益组织再热心、公众呼声再强烈，也难以推动定责赔偿。生态损害到了何种程度需要政府介入，不介入或者介入不及时应该如何处理等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正如有些法学专家提到的，政府部门自身也可能是环境违法的责任人之一，比如违规审批、督查不实，如何厘清权与责等等。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推广过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此外，要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真正落到实处，还需加强政策配套。只有考虑到起诉、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前做好制度设计，才能达到出台这一制度的初衷。比如在赔偿评估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专业化程度、明确第三方的中立站位。空气被污染了，该怎么为损害“定价”？有毒物质倾倒污染土壤，修复需要多长时间、多少经费？这些都需要引入具有足够专业能力的评估机构。再如，在保障执行方面，往往很多“天价罚单”都超出了企业的偿付能力，污染责任人“要钱没有”怎么办？对此，一些地方探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或责任保险制度，乃至“分期付款”等举措都值得借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出台，值得点赞。但也要看到，生态环境损害往往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尤其是具有污染易、修复难的特点，很多污染一旦造成，罚再多钱也没法彻底修复。有鉴于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兜底措施。只有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才能从源头上保护好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