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家永远有一只创作者没有的眼睛。“我们赞成影评人热爱、呼吸和占有电影”。

我拍第一部电影《黄土地》,没规没矩,招来一片批评的声音。在批评声中,我看到这样一些文字。

李陀先生说:“这部影片的到来相当意外,这很像人们在一个愉快的聚会上,等待一个朋友,进来的却是一个谁也不熟悉的陌生客,出现了一片多少有些尴尬的静寂。此时来客的前途有两个,一是被不客气地赶出门去,二是多少有些勉强地留下了,看最终能不能和大家交成朋友。而这两种情况在艺术史上都是经常发生的。”

已经去世的邵牧君先生说:“我是赞赏这部寓意深刻而朴实的艺术力作的。我看重《黄土地》是鉴于它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用完善统一的风格形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负担进行了真正严肃的思考和批判。艺术家真正处于创造主体的地位,不再沦为某种流行观念的工具。”

郑洞天先生说:“《黄土地》饱含着赤子之爱,从历史沉重的身影中照见了新时代的来临。也许它那些见棱见角、特别扎眼的东西,若干年后来看,正是它的长处。任何一种新境界的开拓,总带着不完善的特征。完善了,又面临新的突破。”

写下这些话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影评人。他们中间,郑洞天、李陀是我的老师,邵牧君先生是知名理论家、优秀影评人。我从他们的教导中受益,最初的成长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是他们培育的结果。但电影创作者和影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有时甚至是尴尬的。影评家永远有一只创作者没有的眼睛。因此,我认识的一些影评家总是说:发现是我们的工作。

关于发现最有名的故事,出自美国大名鼎鼎的影评家安德鲁·萨里斯。1960年,希区柯克因为新片《精神病患者》受到影评界广泛误读,安德鲁·萨里斯站出来说:这不是一部二流的恐怖片,而是一部以隐喻和象征手法拍摄的社会性影片。时间随后证明萨里斯是对的。我在纽约大学听过关于萨里斯职业生涯的讲座。萨里斯认识到“电影不仅需要而且值得获得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的忠诚。”他说:“我们赞成影评人热爱、呼吸和占有电影。”

文森特·坎比是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影评人。此人神情冷漠,目光逼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电影节。当时我的一部电影正准备在美国上映,发行人希望我能同权威影评人打个招呼,文森特·坎比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转身而去。我向发行人抱怨。发行人说,他知道你是谁,可他还是没有改变不同电影导演个人接触的自我规范。出人意料的是,文森特·坎比事后给了我的电影一篇很好的影评。这件事几乎让我相信,只要是冷面影评人都会给我的电影写出好的影评。但我后来问自己,如果坎比写出了一篇不好的影评,加上他冷漠的待人方式,是否就可以认定他不公正呢?我想,保持话语的独立性,只是表达他对电影的忠诚热爱。当时,在文森特·坎比工作的城市纽约,有一部分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才去读坎比的影评。他们想看一看,在对一部电影的理解上自己离坎比有多近。坎比的文字精炼短小,意味深长,很像文学作品,不总像投枪、匕首,反而像午餐后的咖啡,提神醒脑。后来,当我因《霸王别姬》有机会再次见到坎比的时候,终于同他说了话。我聊起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情形, 他说:我无需认识你,但我肯定需要了解你的电影。

这些影评人,凭着对电影的热情,把欧洲艺术电影带进了傲慢的美国,帮助培育了几代将电影看成艺术的观众。他们敏锐、渊博、独立、勇敢,他们既是批评者,更是发现者和推动者。

今天的我十分清楚,以电影为艺术的时代已经逐渐消亡,但电影不会消亡。真希望中国电影多出几个狂生猛士,就像石涛说的:“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中国电影在今天自创新格,除了创作者,还需要评论者。

(陈凯歌,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1984年执导电影处女作《黄土地》获第三十八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1993年执导的《霸王别姬》为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