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身上储存善良，未来的生命将得到温暖；在孩子身上储存诚信，未来将少一些欺诈；在孩子身上储存责任，未来将得到担当；在孩子身上储存正义，未来的天空将多一些灿烂。

多一点宽容，少一点指责

对于当老百姓钱包突然鼓起来，而我们文明习惯的养成又不能像钱包那么快鼓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这种冲突，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不要过度的指责。

记者：在公共场所，您遇到过一些不文明或者不合时宜的现象吗？您是如何处理的？

唐江澎：我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过一群老头老太太疯抢座位，需要服务时对空乘人员大呼大叫，非常吵闹。我当时感觉，太不合时宜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有可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有些兴奋，而我们对坐飞机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所做的就是善意的提醒，比如我会跟旁边的人说，你需要服务的时候，可以按上面的小灯，不用喊。他可能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意识，好多问题其实是出在经历太少。

记者：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公众总体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对不文明行为已有高度的自觉和自省，但还是难以根治。国人的“软实力”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很难与“世界大国”形象相匹配。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状？

唐江澎：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与他所处生存环境的文明程度紧密相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活习惯。以我的家乡为例，我出生在陕西一个比较落后的山区县城，公共交通不发达，私家汽车增多也是这些年的事情，直到现在，这里道路、交通设施也还不完善，甚至没有人行道。所以人们走路的时候，喜欢走中间，不喜欢朝两边走，在县城里走路，他就觉得是在自家庭院里溜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的人，让他立即具有“红灯停、绿灯行”的意识，是不现实的，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指责国人的文明现状。对于当老百姓钱包突然鼓起来，而我们文明习惯的养成又不能像钱包那么快鼓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这种冲突，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不要过度指责。

记者：文明素养提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唐江澎：对。包括我们自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些公共礼仪的要求，我们也不知道，甚至闹出笑话。

让文明习惯成为生命自律

与其告诉学生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通过一个个“不”来提升文明素养，不如让学生真实面对校园、生活情境，自主建构生活秩序。让他们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规则的执行者、规则的监督者。让他们在体验中养成规则意识。

记者：公众的修养、文明礼仪可能受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您觉得从社会层面如何去改变？

唐江澎：从社会角度来说，要营造一个文明的环境，多一些提醒，多一些引导，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把话说得更细一点，不要老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去指责，应该让大家有适应新的或发展起来的环境的时间。就像我刚才举的交通规则的例子，中国现在有不少县城，缺少交通标志，红绿灯也很少。通过教育来改变大家的交通习惯可能比较慢，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基础设施，把路修的再宽一点，交通线画的再明显一点。过去，我们把更多投入精力放在提升经济建设上，有关人们文明素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没有跟上。

记者：改变国民素养，教育肩负重任，但是如何保证让教育真正有效果，应该是一个大的命题。

唐江澎：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二方面，从教育角度来看，我们给孩子说的“不”太多，设限太多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孩子养成的习惯是特定环境中一种被动的遵守，并没有成为他深层的生命的自律，这是很大的问题。换了一个环境，他会立即改变。在我们学校，我们倡导让学生真实面对生活情境、校园情境，自主建构生活秩序。比如，为了培养诚信，我们把超市交给学生来经营，无人值守，没有安检，没有摄像头，就在门口写了几个大字，“在这里你被信任”。现在经营已经三年多了，运转非常好。

学校就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试验场”。假如你想让未来的社会变得更美好，那么就让今天的校园，发生一点点变化。如果今天这样一个无人值守的超市模式能够运转成功，将来等他执掌一个社区的时候也一样能成功。人们的诚信意识增强后，将极大降低社会关系成本。我们用10%的经济损失，收获了对人100%的信任，培植了100%的诚信素养。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学校也正在进行“厕所革命”，但手纸谁来供应，需要多少经费？学生为此成立了一个调研组，通过测算，一个学期大概需要7000元钱。我们通过超市的盈利、文化创意产品的售卖、征集学生捐助等方式筹到这笔钱，同时还对厕所进行了改造、修缮。

有一个著名学习金字塔理论，就是听别人讲学习的效率最低，大概只能有5%的收获；而亲自去做，收获则来得更多。对文明习惯的养成来说，我们与其告诉学生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通过一个个“不”来提升文明素养，不如让学生真实面对校园情境，自主建构生活秩序。

培养大国国民，就应该让学生参与到这些教育细节、文明习惯的建设中，而且从小就让他们参与，让他们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规则的执行者、规则的监督者。让他们在体验中养成规则意识。

记者：让他们成为社会的建设者，而非被动参与。

唐江澎：对。这涉及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的界限问题。首先要转变我们的话语方式。我们劝导、教育的语言，应该是有品位、有教养的，能够不断提醒学生，这些话背后渗透着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就是提醒人们，把个人权利的主张和公共权利的维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芬兰看到过一个学校的学生手册，校长在手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要知道学习是你的责任，你必须每天到校，除非你生病或者家里有事情。”还有关于进餐的说法：“其实在校内，你是可以进餐的，只不过进餐不应该在教室，或者其他的公共区域，只能在指定的地方。”它用这样的方式跟学生说话，很亲切，界限分明，让人感觉是在跟一个儒雅的人交流。所有的话语体系里，让你能清楚地界定，什么是个人权利，什么是公共利益。

还有一个就是提升教育者本身的文明素养。现在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不太重视这些事情。比如带孩子乘车，会有个“身高线”，孩子走到线前，拼命地往上伸脑袋，想证明自己长高了，可是家长经常是朝下压，这样就可以买到半价票或者免票。这就是教育的细节，给孩子无形中传递一种错误的文明价值观。

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为了生命的幸福

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

记者：很有意思。刚才您提到说话的方式和内容，这背后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唐江澎：这背后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以人为本”。我们现在也很重视“以人为本”，但还缺少了一个公众的、社会的、文化心理的、从细节开始的普遍的构造的过程。就拿我们教育来说，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防止家庭功利主义、学校功利主义、社会功利主义，真正地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本性。他应该有按照自己个性发展的权利，教育者只是对其引导，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这点。

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为了生命的幸福。什么是教育？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经常告诉学生，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们通过努力地教学，让学生获得更多的本领，以使他在未来的社会资源分配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配额，这难道是教育吗？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个好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重点在后边这句话。

记者：现在的教育有一点走偏了，重“育分”而非“育人”。

唐江澎：从根本上说，整个民族文明素养的提升，学校教育很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人的全面成长。我现在提出来一个基本概念，也是我的一种教育理解，就是教育要促进人的均衡和充分发展，即学术和学业，品性与品位，适应力和竞争力的均衡和充分发展。我们今天的教育，把太多的精力、时间花在学业上了，无尽的刷题，成了高中三年几乎唯一的一种学习方式。刷题，其实只能提高我们的解题能力，但我们的悲悯情怀，我们的社会参与力，我们的道德担当之心，我们的艺术品位，我们的修养、教养，却难以在解题中得到同步提高。

记者：这才是教育改革关键所在？

唐江澎：对。我们学校把“生命旺盛、精神高贵、智慧卓越、情感丰满”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基本追求。在我看来，一个优秀人格构成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而不仅仅是考高分。

所以，我希望孩子们能够——保持运动的习惯，让我们生命旺盛；保持良好的品行，让我们精神高贵；保持阅读的习惯，使我们智慧卓越；始终怀有对美的激情、敏感，使我们情感丰满。

我觉得应该让教育细节指向崇高的教育追求。培养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对我们社会的未来发展与幸福，有很大作用。在孩子身上储存善良，未来的生命将得到温暖；在孩子身上储存诚信，未来将少一些欺诈；在孩子身上储存责任，未来将得到担当；在孩子身上储存正义，未来的天空将多一些灿烂。

这样才能培养大国国民心态，培养更多大国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