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云南早期的社会状况做过一些描述，但学者对于司马迁所记载的“滇国”始终将信将疑。直到1956年石寨山6号墓“滇王之印”的出土，才证实了滇国的真实存在。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辉煌的滇国青铜艺术逐渐展露在我们眼前。在战国至西汉短短的几百年间，滇人用高超的铸造技艺、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雄奇瑰丽的青铜史诗。贮贝器就是滇国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它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它们具体入微地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顾名思义，贮贝器就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迄今云南出土的贮贝器已超过90件(包括铜鼓等代用品)，最早的贮贝器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年代在战国。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贮贝器的出现是以大量的海贝存在为基础的，而滇国墓葬遗址中大量海贝的存在，则是滇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滇国的海贝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国际货币”的职能。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身毒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云南和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它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文化枢纽。鉴于古代交通条件之艰难，滇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慢，这也是贮贝器出现的客观前提之一。

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上面上演的剧本都经过精心构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动物。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有一牛、五牛、七牛乃至八牛者，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鹿、猴、兔、狗、飞鸟等。人物形象常与墓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生活场景。主角形象高大，表面鎏金，标志出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骑士，有狩猎的贵族，还有肩舆上的妇女等，人物最多的一件贮贝器盖上竟多达127人。贮贝器盖的立体雕塑用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描绘出滇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器盖上身居高位者的踌躇满志，普通人物的谨小慎微，或笑、或哭、或绝望无助、或心无旁骛，均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清新而又生机勃勃的审美情趣，是滇国自由的社会思潮的产物。

据《史记》《汉书》记载，滇是“椎结、耕田、有邑聚”的部落，滇池周围土地肥美，“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富及累世”，反映在葬俗上便是统治阶级的厚葬风气。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是云南青铜贮贝器中的佼佼者。该器为束腰筒形，双虎耳，三虎爪状器足，器盖中央是一小铜鼓，小铜鼓向上延伸成立柱，柱头为一长方形的小平台，台上有一滇族骑士椎髻跣足，佩剑骑马。骑士通体鎏金，显示出高贵的身份。平台四周环绕着四头巨角隆脊、雄健刚强的封牛作逆时针方向行走状。整件贮贝器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骑士、骏马、封牛、猛虎高低错落，气韵生动。高贵与矫健，雄强与威猛相互映衬。

贮贝器盖上的场面雕塑具有典型性、情节性、故事性，表达的主题包括战争、祭祀、贡纳、纺织、狩猎、驯马等，以祭祀场面最多，尤其是“籍田”“初耕”，多次在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贮贝器盖上出现，体现出滇人这个稻作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鼓形贮贝器盖上，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滇国的一次“籍田”活动。该器为铜鼓形，底有三扁足，器盖正中间是一喇叭形的高立柱，四周环绕35人。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乘肩舆的鎏金妇人，头梳银锭髻，神态严肃，前后各有二人抬杠，她是这次仪式活动的主持者。舆前有两骑马男子开道，舆后还有一人双手持长柄伞为之遮阳。随行人群有扛铲者、提篮者、背种子袋者、持点种棒者，还有人物神态恭谨，曲身迎接，另有一些观礼的“异族”，如辫发的“昆明人”，穿紧身衣裤的高个男子。

由于2000多年前的滇国犹处于一种类似于“复杂酋邦”或“方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滇人没有系统的、成熟的文字来记录历史，贮贝器自觉不自觉地承当了“史书”的使命，它用直观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是研究古滇国文明最真实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