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某路口，一个巨幅显示屏格外引人注目：它播放的不是广告或影片，而是路口闯红灯行人的照片。这是深圳从2012年开始探索的一套现场执法与科技应用相结合的常态长效治理机制，意在加强行人与非机动车闯红灯的治理，“现在有了抓拍设备，闯红灯就让你‘露脸’，谁都要面子，闯红灯的人自然就少了”。

“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种过马路的方式是典型的交通不文明行为，危害严重。许多人知其不可而仍然为之，大概与“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有关，也说明对闯红灯缺乏可操作的制度约束。《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可以对行人作处罚，但只有很少城市出台了具体的处罚标准，同时由于界定难、执行难，被罚款的案例少之又少。这就导致各地交警部门在治理此类痼疾时，更倾向于另寻他法，如苏州试点地面式人行信号灯，起到“刺眼”的提醒作用；南京试点声音警示设备，在路边设置喇叭发出刹车声，等等。但总体来说，各地使用最普遍的方式还是“大屏幕曝光”，不独深圳，重庆、济南、宿迁等地都已试水。实践证明，这一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深圳就依靠该模式将某路口闯红灯每小时约150宗下降到了8宗。

大屏幕曝光成效显著，但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代表性观点认为，将公布照片和身份证号码作为一种惩罚，很容易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看得出，大家的隐私意识都在增强，这是件好事，但是话说回来，大凡那些采用“曝光式治理”的地方，一般都默认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如果隐私的让渡能换来安全与效率的提升，这一模式就是成立的，是有价值的。这在较为尊重隐私权的欧洲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巴黎就用广告牌模拟刹车声，然后拍下闯红灯路人的“表情包”，放在屏幕上演示，也未见得有隐私权的争议。况且，交警部门在相关执法行为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发布的照片一般都会对行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进行技术处理。

在很多同类领域，“曝光式治理”也是一种具有创新价值的做法。典型者即是最高法曾经牵头制作“全国裁判文书网”，将几乎所有的裁判文书数字化，可公开检索与查阅；还搞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老赖的信息公之于众，并限制老赖高消费、乘坐高铁与出境。去年，江苏甚至将4名强奸性侵罪犯的个人信息通过司法机关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与微博等渠道向社会进行公开，内容包括罪犯的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与案由等事项。在这些事件中当然“暴露”了个人隐私，但是为着公共利益着想，“曝光式治理”仍然是一种妥善的方式。它的内在逻辑是，世上所有的尊重、信任与机会都是挣得的，不是应得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想搭公共利益的便车，又想要绝对的个人隐私权，这是不成立的，也是不现实的。

日前，公安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全国开展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治理，其中特别提出坚持现场执法与科技应用相结合。个人认为，“曝光式治理”就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硬思路”，可以达至立竿见影的效果。长期来看，还要将闯红灯行为和个人信用挂钩，在分期付款、贷款利率上作文章等。总之，只有软硬两手抓，才能标本兼治，强力改变行人的交通习惯，建设好守法文明、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