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杭州人，就因为没有户口，这么多年来，她们没有工作，也没离开过杭州，生活全靠“家庭照顾”。

这事听起来真的像天方夜谭，却是发生在杭州大关的一件真事。大关派出所户籍民警沈逸峰说：“这是我从警30多年来，办理的最为复杂的户口难题。幸好现在有‘最多跑一次’政策，这家两代人的户口最近得到解决了。”

拖了43年的落户难题

事件的当事者叫秦女士（化名），1975年出生，今年43岁，杭州人。

其中曲曲折折的故事，秦女士的堂哥是比较清楚的。昨天，记者联系上了秦女士的堂哥。

说起这件事，秦女士的堂哥叹了口气。这事儿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秦女士的父亲身上。“当年，我叔叔、也就是我堂妹的父亲离婚了，堂妹判给了我叔叔。当时，我堂妹还小，还没上户口。后来，家里人催叔叔去给堂妹办户口，他就说，插队时把堂妹的出生证弄丢了……”

秦女士的父亲对户口问题一直不上心，一拖就是43年。历史遗留问题一下子也很难解决。每年，派出所上门户口登记，秦女士的户口问题一直是个“症结”。

“这43年来，她从来没工作过、也没离开过杭州，靠我叔叔的一点退休金以及她老公的工资维持生活。后来，堂妹结婚了，生了个女儿，外甥女也成了黑户，这一黑就是22年。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走的都是非正常程序，勉强算是读完了。但当外甥女要考职高时，没有身份证啊，没办法只能放弃。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我外甥女的前途也是被耽误了的。现在，外甥女在做清洁工，算是照顾照顾她，勉强生活混口饭吃。”

熬成难题的落户方式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去年。去年，大关派出所决定解决秦女士一家的情况。

但整件事情相当复杂。大关派出所户籍民警沈逸峰说——

难点一，秦女士的户口问题，跟当年的户籍政策也有关系——1998年以前，孩子的户口是要随母亲的。当时，秦女士的母亲是桐乡的一个集体户口，想把秦女士的户口落到杭州来，但申报很难。没落到杭州，这事情就耽误了。后来，秦女士的父母离婚，母亲那边断了联系，秦女士的户口就这样搁置了。

难点二，秦女士自己也结婚了，1996年生了个女儿。但1998年以前，女儿的户口落户还是要随母亲的，秦女士没有户口，她女儿自然也就没有户口了。1998年后，虽然可以随父亲落户，但秦女士的老公是外地的，还要申报手续，各种问题导致秦女士女儿的户口也搁置了。

当事情真正引起重视，想解决问题的时候，难点三出现了——去年，秦女士的父亲去世了，户口也注销了。秦女士唯一有希望的，随父申报户口的条件也没有了……

沈逸峰说：“这真是我从警30多年来，办理的最为复杂的户口难题。知悉情况后，所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本来，沈警官打算找到秦女士的母亲，然后随母亲让秦女士落户，但找到秦女士的母亲后，发现现实条件不太允许：秦女士的母亲自己有新的家庭了。

正当大家为秦女士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落户而一筹莫展时，沈逸峰了解到，秦女士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于2002年为秦女士一家三口提供了一套位于大关小区的生活住房。基于此，沈逸峰考虑可否以秦女士一家的现住地社区为落户点，这样做既避免了给秦女士母亲现有家庭带去可能出现的新矛盾，也使得秦女士及其女儿“人户一致”，为其二人后续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开具证明等事宜提供就近便利。

母女两人终有身份

这时，又遇到一个问题：秦女士的父亲原来的户口并不在大关——严格意义上讲，户口申报管辖权并不在大关派出所。于是，沈逸峰向分管副所长蒋锡林请示，可否将秦女士及其女儿落户大关辖区，申请一个户籍申报的管辖权。蒋锡林副所长将此情况逐级上报，申请获批后，大关派出所随即全面铺开资料收集和调查工作。

然而，时隔多年，许多历史资料无法从政务网上获取。

大关派出所本着“以民为本”和“最多跑一次”的理念，由副所长蒋锡林安排抽调专人，分别前往省妇保医院、民政局、上城小营派出所、下城东新派出所等地，为秦女士及其女儿调取了出生证明、秦女士父母的婚姻状况证明、父亲的死亡注销证明等多份落户所需的证明材料，同时开展秦女士随父生活的社会调查并制作多份访问笔录，光笔录就厚厚一沓。

最后，又遇到一个问题：秦女士女儿的出生证没了。

于是，大关派出所联系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秦女士及其女儿亲子关系鉴定等。在多方努力配合下，今年4月，秦女士及其女儿顺利落户拱墅大关，二人终于告别了多年的“口袋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