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晚9点,全国政协“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专题调研组驻地的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调研组成员们围绕白天调研的情况以及座谈会上未言尽的内容仍在热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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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开始的第一天起,每天晚上加开一个“碰头会”已经成为调研组的惯例。委员们发言的长短不限,内容很广,互相插话争论。看似漫谈,但碰撞出来的往往都是有高度、有深度的思想共识。

“这两天去合肥和铜陵的中小学调研,发现很多老师已经不写板书了,都是用PPT来演示,每一页PPT的信息量都很大,担心孩子不能完全消化,而且由于没有了板书环节,孩子们也失去了在老师书写时进行的思考过程。虽然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重问题,但校内教学如果能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和教育的规律,提质减量,也是减轻学生课外负担重的有效办法。”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说。

“这个现象反映出的是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用大运动量、多题型来提高学习成绩还是应该注重给学生们讲解知识的生发过程和其背后的逻辑。很多课外培训机构选择的都是第一种方式,但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第一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确实有效,但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式才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的科学方法。”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表示。

“正是因为现在的校外培训机构几乎采用的都是第一种方式,而又有太多的孩子参加了校外机构的培训,导致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上了大学以后就认为自己完成任务了,几乎不学习,状态令人十分担忧。”顾祥林委员是同济大学的副校长,对于过重的课外负担对孩子们成长的后续影响最有发言权。

“哪里只是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的问题,负担和压力对孩子们的心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专门建了心理咨询室,为一些学生做心理疏导。”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补充道。

从表面上看,减负的主体只是中小学生,但其实,减负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发展。若干年后,今天的中小学生将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的创造力被剥夺和破坏,不减负的后果和代价就太过沉重。委员们将“减负”放在了一个更高的格局来看待,其重要意义也就变得显而易见。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治‘标’和治‘本’的问题,我觉得就‘本’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不是说应该把高考制度改了,而是说要对其中的一些制度设计进行改革。比如单纯按分数录取,这是中小学生的家长争先恐后地将孩子送去校外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内蒙古区委主委、包头市副市长白清元的一段话把交流引向了更深层次。

“没错。我建议不要按分数一比一录取,而是先把分数设置在招收人数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位置上,这些人里面,根据综合素质,根据各自的特长,由各专业选拔,给教授选拔权,改变目前唯分数论的人才选拔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表示,虽然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点尝试,但比例太小、步子太慢,希望可以尽快全面推行。

“还有高考的出题方式问题。如果考试的题都是靠死记硬背或者大量刷题就能完成的题目,那课外培训机构就还是会有需求市场,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就还是减不下来,只有考试的题目偏向素质教育,才能有效改变这一局面。”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说道。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厅长李和平想到的是打通人才上升渠道的问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分层的,现在一方面是技工人才缺口严重,另一方面是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为什们?就是因为学生在进入中职以后就没有上升的渠道了,只能去做蓝领工人,这是很多家长接受不了的。”

“我建议让学生们接受完完整的国民教育再分流,即大家初中毕业后都读高中,之后再考高职或者读大学,同时应建设应用型大学,为培养我国的工匠型人才做储备。这样能够疏解中考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生们的课外负担。”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戴立益表示。

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委员们交流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以“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为小切口,做好持续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这篇大文章,委员们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