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经常会看到一位中年男士,着一身休闲服,背一个大大的双肩包出入校门,和来往的游客别无两样。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性格率真、葆有童真的“游客”,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进东。

赵进东说,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起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但年少时爱玩、会玩的经历,常常会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注入活力因子,甚至为一生打上独特的生命底色。

在玩中懂得规则意识

1956年,赵进东出生于山城重庆。和当时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童年是在无拘无束地玩耍中度过的。乒乓球、足球、游泳,样样都能玩出“花儿”来。

赵进东10岁时,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因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母亲去军垦农场劳动改造,3个姐姐又不在身边。于是,靠着每月十元的生活费,十岁的赵进东便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除了饥饿,那种生活对孩子而言并没有显得那么苦难。调皮爱玩的赵进东,加上没有父母的约束,竟然玩起来就顾不得上课了。所以,在上初中之前,几乎没有老师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生。

当时,打玻璃球是同伴们最喜欢的游戏,为了得到更多的“战利品”,赵进东白天黑夜专注地苦练,于是练就了很精准的技法。“我到现在打弹珠,都玩得很好。”赵进东笑笑说,和同伴打玻璃球,看似是个游戏,其实在玩的过程中,学会了规则,如何发现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弱点,如何与人相处等。

踢足球也是赵进东的最爱。有一次,在踢球时,赵进东的眼镜被打碎了,他索性就不去上课了。由于没有伴玩,他就自己琢磨一个人踢足球的方法———对着墙踢。为了提高技法,自己挑战自己,他在空地上摆上几个砖头练习盘球,一个人竟玩得不亦乐乎,天黑了才回家。“后来才发现,我这种训练方法在正规的训练中也都有。”赵进东说。

由于热爱,赵进东成了重庆三中(现在是“重庆南开中学”)足球队的主力前锋,他们的足球队也玩出了专业级别。“我们那个18人的足球队,有11个人进了专业队,还有1个进了国家青年队的。我们的队友余东风后来当了四川全兴队教练,人称‘少帅’,当年他其实只是我们的‘板凳队员’。”赵进东笑着说,如果跑步速度还可以的话,那时的他可能就进专业球队踢球去了。

“玩,看起来人人都会,却非人人都能玩得好。每个人的兴趣都不同,体育运动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竞技性运动,它有集体荣誉感,也会有输赢。而运动会教我们怎么样去输掉一场比赛,而不输掉尊严。一个输得起的人,在工作中的承受能力强一些,也才能赢得起。”赵进东说,运动与科研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一个科学家需要培养的品质。

在“玩”中激发探究欲望

如果说在高中之前,赵进东的“主业”是玩,而上了高中后,他的生活则是“在玩中学”。

1971年,全国已经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的赵进东不到15岁,达不到上山下乡的岁数,但学校又不上课。为了治安考虑,学校就组织他们去翻新学校的操场跑道,工作时间从上午8点到12点。当时,负责人设置了收工的闹钟,调皮的赵进东就和伙伴们悄悄地调了闹钟,将收工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多出来的时间挥洒在踢足球上。“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们确实挺调皮的,但好多想法和创意,都是在玩的驱动下做出来的。”赵进东回忆说。

调皮、爱玩,加上不上课,初中都毕业了,赵进东连带小数点的算数还都不会。有一次,母亲从军垦农场回来看他,带他去买布料做裤子。4尺7寸的布料,一尺3毛钱,母亲问他一共花多少钱。面对这个考题,赵进东傻眼了,他告诉母亲自己不会算带小数点的乘法。“当时,我母亲没有吭声,她回到家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咱们家里要出文盲了。’”

1972年,学校补招了一批学生,赵进东也因此读上了高中。赵进东说,进入高中后,他才将“纯玩”的频道切换到“玩中学”上来。有一次考试,赵进东一位玩得很好的同学考了98分,而他仅考了60分。“说实话,当时我基本上就是不会。所以同学说我,这个题目这么简单,你怎么才考60分?我才感觉受到了刺激。为什么在同学看来简单的题目,我却觉得很难?”赵进东说,从那时起,他便拿出了玩时的认真劲儿去探索数学,后来发现,只要专注,很快就明白了那道题,并以此为突破点,并痴迷地喜欢上了数学。到后来,熬夜做数学题竟成为最吸引他的事情了。

“玩”出来的专业

1974年,不到18岁的赵进东下乡到四川忠县(今重庆市忠县)当知青。“下乡不像上学,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结束,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会让正值年轻的我们感到非常空虚。”赵进东说,因为平时习惯了琢磨玩,所以在那样空虚苦闷的日子里,他也会“苦中作乐”找事干来消磨时光。于是,在近3年的下乡岁月中,赵进东自学了著名数学教育家樊映川编写的《高等数学》,背熟了唐诗宋词,练习书法,还读完了整套的《鲁迅全集》……“那时压根儿就没想过上大学的事情,只是按自己的喜好看书,一切随遇而安。”面对困苦,赵进东的性格依旧是随心随性。痴迷地读书,换来的是高度近视。“下乡时,我的眼镜是300度,插队回来时却变成了600度。”

1976年,赵进东顶替父亲工作,结束了知青生活,回到重庆师范学院生物系当起了实验员,每天和福尔马林打交道,做各种标本,单调的实验室也被他“玩”得不亦乐乎。

1977年,高考机会来临。由于下乡期间读了大量的书,加上数学功底好,赵进东在高考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赵进东没有选择物理化学,而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很自然地在专业栏里填了当时的冷门专业———生物系。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生物结缘。1982年,赵进东考入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后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攻读植物学系博士学位。10年后,赵进东回国任职北大,继续从事蓝藻领域的科学研究。

以“玩”的专注做科研

作为较早的一批“海归”,赵进东在国外的10年中,生活宽裕安稳。而谈起回国的初心,赵进东的话语里没有“爱国”“奉献”等词语,理由竟是儿童般的率真———“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回来了,所以就回来了。”

回国初期,生命科学在国内还是新兴学科,赵进东的工作几乎是从头开始。回忆当时的情形,赵进东轻描淡写地说了两个字:“很难”。但艰难的岁月并没使他屈服。相反,在这段日子里,他通过研究蓝藻细胞分化中关键调控基因HetR、PatS和CcbP的功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在科学研究中,要敢于怀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一味地盲从。”这是赵进东在研究中坚持的信条,颇有儿时打玻璃球时专注的劲头。

2007年,赵进东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又被推荐荣任全国政协委员。而面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他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坦然。“人过了50岁,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很幸福。即使我现在不是院士、不当所长,但我还是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因为我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在赵进东看来,智商、情商对一个人的成长固然重要,但“玩商”也弥足珍贵。“‘玩’是一种忘我的状态。一个会玩的人,工作时往往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因为他会将兴趣专业化,去培养‘研究’的习惯。”谈起童年、谈起玩耍,62岁的赵进东眼睛放光,童心未泯。

如今,闲暇时间,赵进东依旧不忘玩的“初心”:燃上一支檀香,在小楷行走中磨炼心性;抑或背上双肩背包、带上相机,在大自然中拍摄花鸟鱼虫;抑或穿梭在体育场,在网球的对战中,体味大汗淋漓带来的身心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