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不管是图像还是文字，其含义、暗示和象征都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脱离了具体的环境和特定的语境，对图像或文字的理解和诠释出现偏差甚至截然相反，有时候也是在所难免的。一部不过五千言的《道德经》，后世却有上千部关于其文字的注疏或阐释的著作，解读性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有些看法相同或相近，有些看法却大相径庭，大抵如此罢了。

今天，我们在欣赏古代图像或文字时，通常只是从叙事和审美两个方面去看待。即了解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它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或这幅作品给了我们怎样的美的感受?它美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忽略了图像或文字隐含的历史文化密码，这恰好是我们理解作品时出现不同意见的关键所在。年代离我们越久远，对作品的理解的难度就会越大，对于一些历史遗迹，专家学者尚且要借助于文字词典、历史器具、民俗考古等多种工具手段才能解蔽，一般读者如果没有相关研究成果的辅助，更是难觅门径。正因为如此，诸多时候我们的解读几乎不过是建立在前人(比如文字学家对文字的确认和诠释，考古学家对器物的挖掘和整理)已经解读的基础上的“对解读的解读”，是已经和真相隔了一层甚至多层的。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教育家诺思·怀特海曾武断地下结论，说“全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解”，言辞不乏偏激，却也自有他的道理。

话说回来，要想读懂一幅图像或一篇文字，离开作品所属的那个时代的背景而凭借直观之认识来进行解释是很难把握其本质的。不管是画面的视觉呈现，还是文字的句读判断，都需要清楚其所属的文化、历史、思想、观念等背景里的那个根本的东西。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古人讲“格物致知”，把穷究事物之根源，使获得知识和感悟作为做人、做学问的根本，是相当有智慧的。荆浩《笔记法》言“须明物象之源”，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这样，问题又来了。毕竟一专多能尤其是多专多能的人只属少数，而一幅图像或一篇文字里面有可能隐藏着多种学科知识。不管是单学科研究还是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都需要有专门知识结构的人来进行。故此，我们在赏读一幅图像或一篇文字时，自然要借助前人对这幅图像或这篇文字的相应的注解或导读来作为引子，这样，“先入为主”的情况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比如北宋青年才俊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就这样一幅图画，千百年来，不乏专家学者对作者、题跋、跋文后评语等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至今仍没有一个被完全认同的答案。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清代鉴赏家梁清标的“杰作”。艺术家、批评家就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像这样一类作品，它关乎的已经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了，如何读懂并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欣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才能明了可见者(图像或文字的直观呈现)和不可见者(文化、历史、宗教等思想背景里的那个根本的“道”)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换句话说，解读者要能具备对诸如：王希孟是谁，他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出发点是什么?宋徽宗为何要将《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这里无疑隐含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如何证实画中跋文系蔡京手笔?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作出相应解答的能力。

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来讲，不仅仅“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即便是一个人多次读一幅图像或一篇文字，也能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语境中得出不同的感受。比如元代书法家溥光在《千里江山图》卷末蔡京跋文后所作的评语云：“予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溥光说他早在15岁时就看过《千里江山图》，后来又反复地赏读了近百遍，而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即“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故，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受某一思想或观念“先入为主”的影响的最佳方法是：拓宽视野，博览群书，在众多人的“想法”中分析、筛选、整合，最后形成自己的想法。此可谓“先入为主”而后“以入为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