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人”，可谓古已有之。

五代后蜀的第二代皇帝孟昶，朱黄纷陈的锦绣文章写得十分漂亮。其中，倡导廉政的《令箴》尤为堂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成为流传甚广的名句。各衙门皆刀剞斧凿，将之作为官箴刻碑立于堂前。

可正是这位皇帝，私底下却“多以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待赵匡胤灭其国时，见到那嵌镶有7种宝物的尿壶，亦振衣戟指：“所为如此，不亡何待？”

1900年庚子国变中，向来孱弱的慈禧居然有了一番激昂之语：要亡，也打一仗再亡。但八国联军尚未破城，她便现出了窝囊相，扮农妇仓惶西逃。不过，她没有忘记两件事：一是把珍妃推进井里，二是把自己的内帑银（私房钱）深藏起来。这笔钱，大约有黄金36万两、白银600万两。如此一笔巨资，竟藏得十分隐秘，八国联军挖地三尺也没找到。

慈禧懂得吸金纳银，却不知民间疾苦，逃亡时没有带足干粮，以致后来找到5个鸡蛋便“得之如拱璧”。更让人无语的是，她坐拥金山却无视江山——财政报告“饷源旱竭，市面艰窘异常”的字样，从未影响她敛财的贪婪与兴趣。事情的发展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所说：“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她死后3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诠释着历史的无情。

中国古代向有尊儒轻商之说，《汉书·货殖传》大部分内容沿袭于《史记·货殖列传》，唯独将导言换了。对比一读，思忖着大概是班固嫌司马迁把商业人物的地位放得过高了吧。其实，封建王朝的虚伪之处在于，轻商不假，但未必尊儒。所谓“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才是其真正面目。所以，大多数读书儒生往往困顿于“谋生自悔攻儒术，点检行囊鬻旧衣”的窘态之中。

《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评说当时的官僚：“喜欢搞官场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清王朝没有（也不想有）“健全合理”的金融市场，遇到战争之类的突发情况，正是利用“官场权术”搂钱的最好时机。手段可以多样，最奇葩的就是大张旗鼓、明码实价地卖官。

一般情况下，被卖的还只是些虚职和候补之位，也包括学位文凭，史载“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便是当时的“官价”。然而，到了急需钱或价码合适时，知州、知县之类的实职也可卖。所卖之数额更吓人——鸦片战争后10年，国家的财政赤字有46%靠卖官收入弥补。

历史学家有“累积式激进主义”的说法，意思是，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既然买卖官位已经“工具化”，官场的道德半径几乎为零，那么，更加“疯狂”的行为就难以控制。原先全国卖官是户部的特权，各省只能在本省卖。肉有肥瘦、民有贫富，谁都想到富庶之地去多卖个好价。于是，安徽的远涉至长沙来卖，山东河南的跑到甘肃陕西去买……

“非私不言公”，这是官场“两面人”最形象的画像。如果说卖官给国库确实增加了一点财政收入的话，那么，由此衍生的诸多腐败之风、丑陋之习，却加速了大清的病入膏肓，颓势如山倒。就连慈禧召见买官之人，看其“展示才能”后，也失望地长叹一声：功夫尽是假的，精壮的炮灰倒是真的……

亚里士多德说，金钱本无天生的罪恶，甚至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义，从中不难发现，无论昨天还是今天，那些“两面人”的“背面”，都是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