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劳动力供给是丰富的,是便宜的,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从资本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因此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

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也会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这个时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高,回报率也高,很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

再看生产率,或经济学家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这几十年来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所以我们把它叫作人口红利。有了这些因素,把它放在总体生产函数中,就得出了比较高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10%,中国也的确实现了大约10%的实际增长速度,这是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当然了,人口红利印度有,非洲也有,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倾向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充分条件,就是改革开放。

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为46%。同时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户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可以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步骤。劳动力从农业退出以后还要有相应的改革,他们才能流动起来,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小城镇,再流向各级城市,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

第二步,就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票证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步,流动以后要真正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进到非农产业,进到乡镇产业,进到非公有制经济,进到沿海地区,直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这个过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因此,这个过程既是改革,同时又概括了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这个过程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体现,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增长和分享的过程,因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劳动力,使就业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低谷,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

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很难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具有人口红利,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蔡昉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