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口”。特指上世纪50年代后的30多年间，农业剩余劳动力或其他摆脱当时户籍管理自发迁徙到城市谋生的人们。这个略带贬义的称谓，反应的是我国经济各要素日渐活跃的现实和城乡二元体制、户籍管理等之间的冲突。而如今，随着“盲流”成为历史名词，普通中国百姓正享有越来越多的流动自由。

1953年秋，13岁的段应碧离开万县山里的家，到90里外的县城上中学。10年后，他从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时，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将会经历中国农村改革的全过程。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段应碧一直在国家决策部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农村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重大政策的调研和制定。再见段应碧，虽已年届杖朝，但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点点滴滴的历史见证，汇成涓涓细流，贯穿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长河。

“对进城的农民来说，他可一点也不盲目，就是为了找工作挣钱，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1994年，几位农民工来到天安门。

时钟的指针回拨到28年前，1990年的央视元旦晚会。

喜剧演员黄宏凭着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一举成名。同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小品中宋丹丹说的这样一句台词：“刚才在候车室，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舞台小品关于“盲流”的表述，一点点自嘲，一点点无奈。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盲流’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段应碧再次将指针回拨。

▲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三位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现场合影。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因为贫困流离而涌入城市，1953年4月，国家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发出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并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1956年秋后，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和重点工业城市的现象更为突出，国务院于年底再次发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7年初对该指示作了补充再次下发。

“计划经济年代，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国家把你拧在哪里是不准随便挪动的。那时一个普通社员要进城，需要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三级证明。”段应碧清楚地记得。

段应碧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开始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最初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工”这个称谓由此而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旺盛需求，农民工进城出现“第一个潮头”。当时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形成壮观的“民工潮”，时至今日仍令国人印象深刻。

199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随后，1995年8月10日，在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又将“三无”盲流人员解释为“是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多为盲目外出、农村人多地少、经济收益低、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

“盲流”这一称谓，可以说，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进城者与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段应碧不同意“盲目”这个说法：“对进城的农民来说，他可一点也不盲目，就是为了找工作挣钱，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是管理者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他们是盲目地流动而已。”

▲本报2007年3月5日刊登的《给流动人口起一个不带歧视的称谓》一文，在了解到中关村地区外来人口服务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之后，多位政协委员表示，要给外来人口合适的名称和定位，起一个不带歧视的名字。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证”不齐全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是有点麻烦的。

“那时候有的农民工周末都不敢上街，要么就得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打扮得像个城里人才敢出门，不然随时有被收容遣送的风险。”时过境迁，再忆起这些，段应碧终于能像讲笑话一样释然了。

千万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当时国企改革背景下，下岗职工正是每个城市市长直面的难题。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城里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是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段应碧坦言。

主管“三农”工作多年，段应碧曾数次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文件，但往往经过和多个部门一番番激烈争论后，相关内容就从一篇删到一段，再减到聊胜于无的一句。

进入新世纪，情况开始改变。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那一刻，农口的人无不拍手称快！”时至今日，段应碧仍记得15年前“收容遣送法”被废止后，他和同事们的痛快淋漓。

“对待农民工进城问题真正发生转变是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政策。”段应碧清楚地记得，2003年和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对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各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陆续出台，从农村“突围”而出的农民在城市逐渐挺直了“腰杆儿”，更多的劳动力流进城市。

2008年的初春时节，段应碧欣喜地在电视中看到，作为我国首批农民工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打工妹”胡小燕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首次参加全国两会的她因为在两会上直言民意，而被时任总理温家宝称为“选对了的人民代表”。

成就了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他们值得应有的尊重

在段应碧的记忆里，他的童年清苦却自在。溪边、山上、林间，不念书的时间里，小山村遍野都是他自由奔跑的身影。

彼时，大人们也自由得很，城乡之间没有户籍壁垒，人们可以随意迁徙，没有“盲流”之说。

说起“盲流”，段应碧就忍不住多说几句户口的事儿。

1953年，段应碧告别大山进城念中学的那年，我国开始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苏式工业化战略。为了从农业提取积累，政府采取统购统销政策，拉大工农业剪刀差，农民的粮食只能按照规定价格卖给国家，而不能卖给商人。从此，中国社会有了商品粮、农业粮之分。

“统购统销”分配的依据就是户口。政府一方面在城市关住城门，用户籍制度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一方面在农村拴住农民的腿，通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组织到农业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

在段应碧记忆中，与高级社走向人民公社几乎同步，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条例》不仅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更规定了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户口迁移的事先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法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模式得以确立。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庞大的农村人口被牢牢地绑定在农村土地上。不管是公费医疗、退休金，还是产假、丧葬抚恤等都成为城里人才能享有的福利，一家吃“农业粮”的农村人与一家吃“商品粮”的城市人成为两个阶层。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和招工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途径。

考学改变了农家子弟段应碧的命运。但在他走出大山后的几十年里，无数中国农民的选择依旧捆绑在那一纸户籍上。

对于今天的中国农民而言，推开城市大门的难度并不高。走进城市，只需要一张火车票，找到一份工作，有时也只需要一身力气，但如果想在城市长期发展，最终安居下来繁衍生息，并非易事。

在和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段应碧看来，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一道最深印痕，一张薄薄的纸片就把人们的身份区分开，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2014年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紧接着，很多地方开始了改革户籍制度的尝试。

“户籍制度改革，关系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生存发展，关系着城镇化的进程和质量，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段应碧看来，真正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不仅应该是户籍登记的变更，不能停留在一纸文件、一项规定，更应该通过一系列彻底的社会经济政策，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最终改变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户籍登记制度，而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公民权利。

一本小小的户口本，见证了我国不断推向纵深的户籍制度改革，记录了这个国家不断走向开放的步伐。

“任何松动城乡二元体制的措施都有积极的意义。”采访中，头发花白的段应碧会时不时停下来哈哈一笑。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想法，更乐观，也更主动。看着胡小燕们不同于父辈们的心态和命运，段应碧不由感慨：从“盲流”到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再到新居民、人大代表，成就了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他们值得应有的尊重。而这些含时代背景的称谓，都将像年轮一样铭刻在岁月的凹痕里，诉说这个时代一步步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