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不能作弊，是一个小学生都清楚的常识，但考试作弊现象却长期难以禁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技术的进步，作弊手段也变化多端，以往夹带小抄、对暗号或者“主要靠视力”等“散兵游勇”式作弊无疑已被“淘汰”。当前，考试作弊多已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的趋势，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分工明确，犯罪非法所得也根据事先约定、按比例分成。前不久，在2018年国家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时，湖南常德一考生打个喷嚏，竟从耳朵里飞出一个米黄色的小东西，经鉴定是一个微型考试作弊耳机。警方以此为突破口，端掉了两家组织考试作弊的教育培训机构，抓获13名组织考试作弊的犯罪嫌疑人。

为了严厉打击考试作弊，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考试作弊入刑，两高的司法解释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分别作出规范。刑法第284条新增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严刑峻法之下，利欲熏心之徒依然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对于这种有悖公平底线的恶劣行径，当然应该运用法律利剑加以震慑，深挖并斩断其背后的利益链。发现一起，惩处一起。让敢于作弊者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有效警示心怀不轨之徒。

但是，总有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因此，打击作弊，还必须对考试加强监督管理。除了要事后惩戒形成震慑，更需净化考场，确保整个考试过程的有效监管，从源头上堵住作弊。仅以此次宣判的研究生考试作弊案为例，就有一系列问题值得追问：30余名考生是如何携带作弊器具进入考场的？无线电屏蔽仪有没有发挥作用？试题又是如何传出考场的？防范监督有没有做到滴水不漏？

橡皮接收器、丝巾接收器、微型耳机……作弊器材隐蔽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防范监督不到位或许也难辞其咎。前不久，媒体曝光浙江理工大学2018年“三位一体”美术类招考泄题事件堪称典型：考场的楼里虽然装了屏蔽器，但长时间不用有的就坏掉了；物品本来要寄存，但监考老师出于人性化考虑，有些考生来得比较迟，来不及寄存物品，就要求他们把手机放在讲台上，结果是有的放了，有的没放……如此疏漏百出，怎能不被一些投机取巧的人钻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