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沈阳某家医院门诊大厅贴出一张“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告示，引发大众争议。这边高铁“霸座”博士事件一波未平，那边又出了这个告示，不怪“吃瓜群众”急了：某些“高层次人才”在看病诊疗过程中，是否也会“霸座”了我们的位置？毕竟高铁选择位置事小，但生病就医可来不得半点耽误。

其实，类似告示，在某些场合（包括汽车站、公园等）也出现过，但这次为什么引起大众热议呢？一方面，这是公共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认为公共资源应该平等享受；另一方面，这个“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告示，可是贴在“救死扶伤、以人民健康为首先考虑”的医疗场所，其引发的焦虑就可想而知了。这则告示争论焦点，也是大众焦虑的关注点，在于以下两点：其一，高层次人才的生命健康权是否优于普通大众？其二，高层次人才如何界定？

高层次人才的生命健康权是否需要优先考虑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医学伦理问题。所有人的生命均是平等的。每个医务工作者在从医前，面对无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日内瓦宣言，或者医师准则，都会被告知必须坚守现代医学一个基本伦理原则：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不会考虑病人的民族起源、性别、国籍、政治、信仰、种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非病因素。基于这个原则，医学优先考虑的是救死扶伤，优先考虑的是疾病本身、救治疾病的迫切性，而不是你来自哪里，你是小学毕业还是博士毕业等。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么在医院急诊室很可能出现这种荒诞场景：一个高层次人才进来，叫停正在抢救的医生：“医生，我感冒了，给我配个药，我要回去修改论文呢。”

还有，哪些人属于“高层次人才”呢？网友戏言，凡是住在30楼以上或者身高180厘米以上的都属于“高层次人才”。这听似荒唐，实际上也揭示了一个问题：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由谁来界定呢？又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按照某些城市的标准，或者博士以上，或者国家人才计划，或者院士等，才算“高层次人才”，那么，是否其他普通大众就属于“低层次”呢？如果在科研贡献上这样定位有合理性，但在医院这种最要求“众生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谈高低层次，是否合适呢？

其实，国家对每个公民的健康权利，一直非常关注。国务院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健康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人有权享有公平可及的最高健康标准。当然，高层次人才是应该得到社会关心和政府支持，但能否换一种形式呢？比如，从提高经济待遇、主动上门服务或者每年的健康体检方面来关心，而不是体现在公共医疗资源的优先占有上。如果这样，也许会更符合法律、伦理和公众意愿。

（作者系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