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刊：《亲历政协30年》《我说政协话》《微言议国事》三本书全面展现了您的政协情怀，为什么想到出版这几本书，您的初衷是什么？

卞晋平：初衷有二。其一，1959年4月底，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提出，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然后在他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蓬勃、持久地发展起来。半个世纪后，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又明确号召广大政协委员，每人在委员任期内至少提交一件有质量的提案、一份有价值的社情民意信息和一份反映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文史资料。近10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史资料工作。我们动员其他委员积极撰写文史资料，自己也理应言行一致，自觉践行政协组织对委员履职的这个具体要求。

其二，人民政协已经成立69周年了，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上许多人对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地位、作用了解得不多，甚至于在我们机关中一些从事政协工作的同志，对政协的事情也不能说得很清楚。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好，把我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好，首先就要以科学的态度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要研究它的机理，探索它的规律，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研究、去探索，并且互相交换、讨论，共同分享研究的成果，以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

如果我这几本拙著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的议论、讨论、争论或批评，也就不负我这个初衷了。

文化周刊：在《亲历政协30年》中，我们看到了您的政协经历，《我说政协话》对人民政协理论、文史资料工作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微言议国事》里，满是政协委员履职的责任感。三本书各有侧重，您这样安排的考虑是什么？

卞晋平：这3本书从内容上看是3个不同的部分。

《亲历政协30年》是在我退休之前，回首自己在政协一路走来雪泥鸿爪般的一点历史记忆。可能你也注意到了，对这30年我没有写人与人之间的事，也没有写具体办事的过程与程序。我主要写的是这些年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理论政策性的问题，以及在当时背景下是如何解决的，其中的理论思考和政策依据是什么。这么写，主要是希望后人再遇到类似问题时候，能给他们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和参考。

《我说政协话》是我在政协工作中所写的部分理论政策文章的摘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为政协委员建言立论服务，设置了一个图书专项资金，主要帮助各界委员出版两种书籍：一是《政协委员文库》，二是《政协委员履职风采》。《文库》主要是刊登政协委员的论文、文学创作和其他作品。我在政协工作，我所写的文章都是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民主政治建设相关的，所以收入《文库》的我的文章都是讲的“政协话”。

另一种是《政协委员履职风采》，收入的是反映政协委员履行职责、议政建言的成果。所以我就按此要求选摘了一些在政协的提案和发言，汇编起来叫做《微言议国事》。这里用的是“国事”而不是“国是”。因为“国是”讲的是国家的大事，而我所谈的事情都算不上多么大。但我讲的是国家的事，而不是个人私事、小集体的琐事以及无事生非的昏事。

文化周刊：看到前辈的故事，我们备感亲切，也加深了认识。多年后回忆这些奋斗往事，您是怎样的感受？对年轻的政协工作者，有什么期待？

卞晋平：要讲感受是很多的。人这一生能做事的时间不多，再怎么抓紧也不过几十年。我曾经当过工人、当过教员，但我把最多的时间、最美好的时光都放在了政协，都融入到政协事业之中。我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步入老年，直至退出社会工作的舞台，政协是我生存生活的依托，是我甘苦乐忧的基础，也是我几十年精神追求的皈依。我们这一代人都与政协有着深深的情感。

能在政协工作十分有幸。政协是个大学校，也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大学校里，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风云人物，都在给我们上课。在这个大舞台上，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人们都能各展所长，畅所欲言，为国为民参政议政。它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是一个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政治制度。我们在政协工作的同志，都要珍惜、爱护、自觉服务于这个崇高的事业。

说到对年轻的政协工作者有什么期待的问题，我想起上世80年代末的一件事。在一次主席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学森同志提出，政协工作涉及许多学科领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要组织力量编写《政协学》。他表示，如果政协组织这方面的工作，他本人愿意为此尽一份心力。转眼30多年过去了，人民政协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至今仍然没有一部系统的、能够称得上是《政协学》的学问面世。我曾经为此有过一些想法，但工作的来回调整加上自己又忙于日常各事，这件事情始终未能展开。现在自己的时间有了，其他方面条件又弱了，估计自己做不成这件事情了，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政协工作者。这就是我的期待。

文化周刊：作为政协委员，要在提案、调研等多个方面尽责履职，请您分享一下建言资政方面的心得。

卞晋平：有一年开全国两会，有记者采访我说，你能用什么简单的语言概括一下政协会议的特点吗？我说三个字：“群言堂”。政协会议是给予各界委员发言时间最为充分的一种会议形式。委员们不仅在小组会上可以讨论发言，在联组会上可以讨论发言，还可以在全体会议上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的新闻媒体去议政建言。政协会议呈现的是一种“众口兴邦”的、生动活跃的、团结民主的政治景象。

政协委员建言资政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往往带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见性，也就是超前性。这些意见建议有许多不能立竿见影地采纳到决策中，而往往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出其成效来。于是就有人说政协委员的意见是“白说”。其实这种情况是符合认识论的一般规律的。一种带有前瞻性的意见，起初总是少数人的认识，当它变成了国家决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这个由少数人的认识到大多数人的共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条件逐步积累成熟的过程。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意见建议，这是政协委员的重要作用之一，也是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推动大运河申遗，我们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连续参与了8年才得以实现；再比如，我提出“为二十四节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提案，经过11年才得以实现。所以，作为政协委员不能急功近利，不要追求马上说了算，要有久久为功的精神，还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这算是我的一点心得吧。

文化周刊：回忆也是思考，在这几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您有什么感悟？

卞晋平：回首往事，本身就是对自己上了又一次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传统作风的再教育课。我写“政协是所大学校”这一部分时，李瑞环主席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导、周培源副主席白发苍苍奔走于江岭之间并为三峡工程披肝沥胆建言献策、宋健副主席实事求是严谨谦和的科学精神、周绍铮秘书长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嘱托和期冀、罗哲文老先生挎着相机登长城跨运河推动文物保护的情景，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恍如昨日。这些都是不断激励我们不懈进取的精神动力。

当然，也有对我们文史资料类的图书不以为然的。我认为，书是给读书人读的。“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关键在于各得其所，其余就毋庸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