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11月生产经营调度会近日召开，会议表示确保年销售4750万箱的目标任务。此消息一出，很多网友认为烟草销售目标任务完全与控烟大环境相左，让人倍感尴尬和无奈。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支修益表示，对这样一个销售目标，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态度是明确的，年度目标有悖于《国际烟草框架公约》相关条款，也违背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有关减少我国吸烟人群的目标。（11月14日《北京青年报》）

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的烟草控制履约部际履约小组筹建成立，传统的履约格局被打破，中国的控烟落后局面或将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下，饱受争议的烟草经济何去何从？在许多专家看来，烟草行业的主管者恰恰又是我国政府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部际协调小组牵头单位，这导致我国控烟落后局面迟迟无法取得大的突破。

国家控烟立法脚步迟缓，地方控烟立法却不断加速。为什么我国控烟立法会呈现出这种“地方包围中央”的立法格局？有专家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还是因为部门立法博弈。另外，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一些地方仍要靠烟草解决税收问题。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即便出台全国层面的控烟条例，执行效果也并不乐观。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禁烟面临的最大障碍，既不是习俗问题，也非立法问题，而是因烟草而生的巨大利益链。如果有关部门仍然舍不得眼前利益，禁烟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看清这个症结，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官员把烟草行业看做“支柱行业”，为什么烟草企业总有“质优价廉”的产品让消费者欲罢不能，为什么很多地方的禁烟令形同虚设。

一份官方报告指出，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使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与烟草使用相关的死亡会达到200万人，占全国死亡人口总数的15.8%。中国政府既然已经作出了承诺，就应当按照约定，从体制上破解难题，积极实施“全面禁烟”。这不仅关乎国民健康，更关乎国家形象，远比眼前的利税和经济数据更为重要。可以说，禁烟不仅考验着烟民的毅力，更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