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艰难岁月——爱德华·斯泰肯眼中的美国农业安全局影像》一书，从一个新的视角——爱德华·斯泰肯的眼光，以“艰难岁月”的鲜明倾向，通过沃克·埃文斯、多萝西娅·兰格、阿瑟·罗斯坦在内的12位农业安全局摄影师的208幅作品，全景展现了FSA摄影的成就及其对后世摄影的影响。他“强化了那些身处悬崖边缘的美国人非凡的勇气、力量和英雄气概，他知道如何来传递他的人文关怀”。

与一般摄影集不同的是，这本书还收集了5位国际顶尖摄影史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就FSA文献的产生、在20世纪摄影史上的地位、FSA纪实摄影作品的持续影响，以及《艰难岁月》摄影展的起源和斯泰肯的策展理念等问题，给予了深刻分析与评论。熟悉到几乎厌倦的一幅幅影像，因此有了许多思绪延展、理念深入的通道。

FSA摄影师镜头下的美国大萧条，没有工人罢工，更没有流血冲突，没有城市乞丐和醒目的贫富悬殊景象，也没有社会衰败中的丑陋与罪恶，只有美国传统心脏地带荒芜的田地和凄凉的城镇景象，大量照片几乎完全站在了自耕农的立场并予以赞扬。这些照片的迅速传播从直观上立即触动了美国人早年具备的集体记忆。移民和佃农们愁苦的面容、寒冷和饥饿中的孩子、孤立无援的家庭、支撑在泥泞中残缺不全的帐篷，这些照片，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这些触动心灵的照片对身处不同政治阵营里的阅读者形成强烈的精神震撼，从而为罗斯福新政计划的实行转而抱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

国家主义摄影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在危机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政策、纲领和施政目标为宗旨，具有清晰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没有证据表明罗斯福总统对罗伊·斯特赖克组建摄影小组有过怎样的指示，更没有翻检到他对FSA的摄影师有着怎样具体的要求，或者对FSA的摄影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过怎样的评价，但是很显然，FSA的摄影是符合他的新政计划并切实推动了他的新政思想的。

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FSA的摄影通过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等多家通讯社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国内的报纸杂志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予以了密集的刊布。当时《生活》、《了望》等杂志虽然创刊不久，但前者的发行量在1936年已逾百万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这又正切合了国家主义摄影的另一个特点，即可以通过或利用国家具有支配权和掌控权的宣传机器，对承载了相关思想与理念的摄影作品实行迅速广泛的传播。FSA的照片一经传播，对当时的美国社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促使社会舆论迅速倾向于新政，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得以解决，而且照片的影响直接被运用到新政的制度确立中，体现了最直接的社会效果。

在摄影作为传播媒介的身份参与现实社会的改造过程中，遭遇战争、灾难和重大的社会动荡，都是其功能产生突变和风格发生转向的重要历史期。检索并不漫长的摄影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对于摄影工具特性的利用乃至功能异化，也正是集中于这样的一些特殊时期，FSA的摄影，的确可以作为大萧条时期纪实摄影从风格、内涵到功能拓展的代表，它们和当时同在美国以及身处西欧不同国家的那些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摄影风格却同样揭示大萧条历史的摄影师的作品一起，在上世纪30年代对纪实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功能实现了延伸与转化。

在整个摄影史上，这一时期的纪实摄影，上接19世纪马修·布雷迪和尤金·阿切特的编年纪事风格，中间承继了雅各布·里斯、刘易斯·海因直面尖锐的社会矛盾、勇于揭露阴暗现实问题的纪实主义思想脉络，下开20世纪中叶从罗伯特·弗兰克和李·弗里德兰德到“新地形摄影家”，再到尤金·史密斯、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的报道摄影。在承继与扬弃中，这10余年的实践和成果，举足轻重、意义深远。美国摄影史学家安娜·H·霍伊甚至认为，直至20世纪晚期这种影响依然存在，而且它还参与开创了21世纪摄影之先河。

回到1962年，爱德华·斯泰肯为即将开展的《艰难岁月》所举行的一场讲座中，他强调的摄影美学：

“FSA的照片代表的社会纪实模式宣示了相机具有一种全新的当代功能，即图像成为一种大众传播的手段，这是一个存在于丰富的历史和社会变革语境中的研究课题。”

他们都是摄影历史的创造者，无论当年他们的角色是组织者、摄影师、“管教”，还是展览的策划人、作品的传播者抑或诠释者，他们确立了崭新而近乎恒定的坐标，以至于让今天的人们，都无法漠视他们的存在。《艰难岁月：爱德华·斯泰肯眼中的美国农业安全局影像》这本书，在展览事件之后50周年以纪念的方式重新出版，则在图文渗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爱德华·斯泰肯作为策展人的思想与理念，其根本要旨在于，当摄影——无论以纪实的形态还是以艺术的方式——生成为权力时，如何与国家政治建立关系，乃至于生殖为一种新型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