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曾设想南线作战的计划，要求华中野战军兵出淮南，向大别山、安庆、浦口等地挺进。粟裕认真研判战争发展态势后，认为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并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粟裕作为一线指挥员，无疑对实际情况掌握更为准确。中央军委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一建议，由此促成了苏中“七战七捷”，“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论持久战》中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级指挥部相比，一线指挥员对战机的瞬息万变更有“体感”，对部队的动态情况更为掌握，定下的决心也往往更具针对性。如果不能立即付诸实施，而是层层向上级报批、事事等上级决断，则可能贻误战机。正因如此，在战争年代，类似毛主席“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的电文很多。陈赓也讲过：“开战前是我指挥前线，开战后是前线指挥员指挥我了。”可以说，把指挥权交给前线，“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是作战的现实需求，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不论是打仗还是搞建设，“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都是科学之道、可行之法。然而，现实中有一些单位和领导干部对基层不放权，喜欢“家长式”领导，抓工作大包大揽、独断专行、居高临下；不放手，习惯“保姆式”指导，事事指手画脚、越俎代庖；不放心，经常“保安式”督导，今天检查这个，明天考核那个……如此一来，就容易造成“上面包揽、下面偷懒，上不放手、下不动手，上不放心、下不尽心”的尴尬局面，基层工作自然缺少主动性、缺乏创新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掌握实情，就出不了实招。听得见“炮声”的人，对官兵的呼声、基层的痛点，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天优势、“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真切感知。下放权力，还权于基层，不随意抬高决策“门槛”，充分尊重基层的自主权，实行科学的能级管理，在精简瘦身后的“小机关、大部队”体制下，显得尤为现实和重要。

当然，下放权力不是放下责任，而是在对重大问题把关定向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法规制度和条令条例的要求，把本该由基层决定的事项交由基层决断，把基层自己的事情交给基层处理。从另一个角度说，赋予基层权力的同时，也是压实基层的责任，让他们在倾听“炮声”中觅得“战机”，在真抓实干中担当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