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本报报道了一则新闻：在甘肃省兰州市，不少人都在谈论的哥及时搭救一名欲轻生的博士生，善意的举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名博士生下车送苹果手机当车费，的哥察觉不对，及时报警救人一命。救人的周永烨却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

很多读者看到类似的暖闻，都为救人者的古道热肠竖大拇指。这几年，从媒体上看到，高校学生因为心理问题寻短见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人感叹，现在年轻人抗挫折能力太弱了。不容回避的是，现代社会人出现心理问题并不是个案，与某一个群体无关。与其在道德上指责，不如从机制上反思，为什么阻止大学生自杀只能靠偶然的发现？

让人揪心的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在一些高校机制中还存在类似的漏洞，虽然有心理咨询教师，但是教师的数量少，力量也很薄弱，开展具体工作力不从心，只是当“坐堂大夫”，依靠入学时简单的心理调查，等待有需求的学生上门咨询，效果不太理想。

分析个案可以得知，一些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太弱，他们远离家乡上大学，一旦处理不好与同学或老师的关系，他们可以求助的途径并不多。遇到心理问题，不会主动上门向老师求助，问题一旦长期积压无法化解，最终“逼”着自己采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现实情况是，有的学校把学生心理问题的疏导等同于思想教育，老师发现学生有异常的心理状况，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只是简单谈心，对学生说一堆道理。殊不知，简单的思想教育只能在意识层面上起作用，很难深入潜意识层面，难以有效解决困惑，更谈不上解决心理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也会抱怨，大道理自己都懂，可是胸中块垒始终无法化解。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关注到青少年心理问题。其中强调，构建和完善青年心理问题高危人群预警及干预机制。加强源头预防，注重对青年心理健康问题成因的研究分析，及时识别青年心理问题高危人群，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或缓解青年在学业、职业、生活和情感等方面的压力。

校园，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沿阵地，也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道制度防线。除了要构建具体的预防制度，更要加大学生心理健康上的投入，特别是解决东西部高校之间投入不均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解决青年心理问题过程中，还要注重人性化，不能大张旗鼓地搞一刀切，公开找有“问题嫌疑”的学生谈话。不妨更加注重隐私的保护，点对点进行干预，润物细无声地开展工作。比如，可以做一些活动，突破学生内心的防御，自然而然地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相关老师与同学交朋友，长时间进行个案跟踪。

对比国外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我国高校发现学生心理疾病的制度更加健全。不过，一提到心理疾病，学生群体中依然有着强烈的羞耻感，甚至排斥任何形式的疏导与救助。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治未病”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在心理健康普及中下大力气，把治疗“心病”看做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这是长期的工作，也是绕不开的、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