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岭南大地的“粤派批评”，理应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从现实层面来看，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题中之义，是广东“文化强省”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从历史维度而言，晚清以来的粤籍学人，秉承求是、创新的文化传统，以得风气之先的大气魄，在批评实践、诗学构建以及美学发明等方面留下大量可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为中华审美精神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份来自广东的证词。因此，“粤派批评”的再出发，是时代与历史的双重呼唤，可谓正当其时。

所谓“粤派批评”，本是一个松散的概念。与20世纪上半叶闻名于文艺界的“京派”“海派”之队伍整饬、概念谨严不同，“粤派”不仅是一个迟到的命名，而且其所指具有很大的弹性。比如，它始终未有一个鲜明、统一的理论主张，而更偏重在具体的文艺批评中呈现地域色彩与批判锋芒；此外，它旗下的批评家团队，以近代以来岭南地区所蕴含的开放性作为批评家的辨识前提。然而，正如蒋述卓先生所言，“它肯定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面，‘粤派批评’可以归纳为这样四个词：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实际上，就发展历程而言，“粤派批评”大体上是由如下三个阶段构成的。

晚清以降的革命浪潮中，涌现了一些与粤地直接相关的光辉名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其复杂的生命历程尽管并非以文艺批评为主业，却在客观上参与了对中国美学现代性的开启。比如，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之先行者的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在“新派诗”的写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中追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其艺术理念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再如，倡导并身体力行“趣味主义”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举“新小说”“新文体”的旗帜，其实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政治改良的内在关联。显然，他们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中发表的文学主张，是与对民族命运的忧思直接相关的。

黄药眠、黄秋耘、萧殷等人是“粤派批评”第二波的代表。众所周知，在当代美学史上，黄药眠的学术主张具有一定开拓性，是连接创作与批评、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文化样本。今天来看，《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战斗者的诗人》等发表于1940年代的文论作品依然有其显著的生命力。而黄秋耘的可贵意义在于，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写真实”和“干预生活”为旗帜，拒绝“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总之，这些批评家的研究范式尽管并不新颖，但其对苦难的同情以及对良知的坚守，不仅让我们心生敬意，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粤派批评”的伦理品格。

新时期以来的“粤派批评”，无论在研究队伍、关注对象还是批评发现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形态。在这个群体中，有早已卓然成家的知名学者，也有近年涌现的学术新锐；有身处京畿依旧心系岭南的文化学者，更有坚守南粤拥抱热土的批评大家。有时我们已很难清晰地辨别其代际划分，但饶芃子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蒋述卓对文化诗学的揭橥，以及林岗在经典重读中发现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成为当代不容忽略的批评经典。此外，洪子诚、陈思和、温儒敏、黄子平、林贤治、谢有顺，以及更为年轻的张钧、郭冰茹、胡传吉、申霞艳、龙扬志等人的批评实践，也在客观上为“粤派批评”付出了无可估量的才智与经验。而作为当代文化界的活跃分子，他们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是有召唤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粤派批评”依然在路上。

新时代，“粤派批评”的使命在于深刻地表达中国经验。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岭南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这个热土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作为文艺评论家，有义务珍视这些糅合着欢笑与泪水的生命经验，并将其作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可以说，无论是与时代相关的宏大叙事，还是一己个体的忧乐悲情，都是文艺评论家的关注对象，也在实际上构成了文论话语的思想土壤。透过批评之眼，古典与现代，革命与改革，历史与政治，以审美的名义得以再现，一种或激昂或平实的批评态度得以贯彻。于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而成为理论生活的基本立场。通过这种方式，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已超越叙事层面的复述与剖白，而成为对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理论和智慧的追求。

新时代，“粤派批评”的使命在于切实地助力文化繁荣。文艺评论作为文化领域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开拓文化新格局、助力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粤派批评”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导回溯历史、聚焦当下、面向未来，回应时代精神的呼唤，正视时代变迁的难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关注四个问题。一是如何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文艺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二是如何继承晚清以来“粤派”批评家的文化遗产，激浊扬清、再创辉煌；三是如何使得广东文艺批评实践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四是如何深度呈现“粤派批评”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精神，发明其独立而鲜明的批评风格和话语范式，从而为方兴未艾的文化地理学作出相应的贡献。

新时代，“粤派批评”的使命在于恢复文艺的道德关怀。借文学艺术创作，表达深挚而持久的道德关怀，本是许多文明体的伟大传统。这一点在中西文学史上均有精深的表现，有时也成为衡量作家是否伟大的标尺之一。无论是中国古典诗学对“文以载道”的重视，还是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等西方作家的写作实践，都是这种关怀的不朽例证。但遗憾的是，一旦纯粹以“炫技”“追新”作为作家的追求目标，便很容易忽略道德的严肃性，从而沉溺于趣味主义的迷宫不可自拔。在笔者看来，这种过于狭小的道德含量，恰恰是当代文艺创作的最大缺失。因此，有必要借“批评之眼”，唤醒一种对现实主义的执着追求，将恢复道德关怀作为“粤派批评”的超越之路。

总之，借助批评的“啄木声声”，重新审视岭南大地上的生活、生命与经验，重新探究文艺评论的立场、观念与方法，在道德关怀中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呈现一种批评美学的态度、尺度、角度与风度，这是我们对“粤派批评”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