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经济学新成果促进政策优化(大家手笔)

洪永淼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方法，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只有将两只“手”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

加强和改进政策评估，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是重要前提。应针对薄弱环节，实行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政策量化评估，主要包括：实行事前评估，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实行事中评估，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控，及时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实行事后评估，检验政策的实际效果，为今后决策提供参考。

最近20年，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方兴未艾，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方法，已被应用于评估发达国家各种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再培训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反歧视法对少数族裔就业的影响、福利政策对男女工人失业持续期的影响等。政策量化评估还可为政府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比如，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对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建模，准确预测出通勤人员使用在建的旧金山地铁系统的比例，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成功案例。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借鉴国外经济政策量化评估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并将之应用于评估我国经济政策，如《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香港经济的影响、高铁建设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影响等。不过，目前政策量化评估的研究和运用大多局限在学术界，亟须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合作。学术界应积极向政府部门推介研究成果，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优势，大力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政策设计和政策评估同等重要。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行为经济学将经济主体的心理、认知、情绪、信息以及社会文化等非理性或非完全理性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而实验经济学则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可控实验条件下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政策设计有两大优势：第一，研究者了解数据生成过程，数据相对干净可控，有助于识别、推断因果关系；第二，实验方法以较小社会成本探索政策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政策创新的阻力。

优化政策设计还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匹配问题，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例如，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思和沙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为研究和改善市场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根据该理论设计的匹配机制，解决了长期困扰美国医学院的实习医生分配以及肾脏器官移植匹配等问题。很多美国公司如谷歌、优步等，已开始与经济学家合作。经济学家根据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结合相关公司的技术与数据，分析预测消费者行为，帮助制定精准营销策略。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政策设计过程中，经济学可以为研究政策发布者、执行者、参与者、接受者的行为以及预测从政策发布到取得预期效果所需时间长短等提供理论支持，从而选择合乎预期效果的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实施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量化评估是基于计量建模假设与实际经济数据作出的，其准确性取决于这些假设在现实条件下是否成立以及经济数据是否可靠。同样，考虑到经济主体认知局限与认知偏差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虽可为政策设计提供依据，但相对于现实经济环境，实验控制条件更为单纯，因而在将实验研究结论应用于现实时，需要考虑实际环境因素的差异。尤其要清醒认识到，在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理论与方法时，只有根据中国经济实际进行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才能真正为我所用，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为教育部计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