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瑞淡先生，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师傅。

先说作为老师的谢先生。

我于1978年10月进入原杭州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读本科，两年后转入复建的经济系，到1982年毕业，度过了4年难忘的大学阶段。那个时候的学习，条件并不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好书，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网络条件。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反而学得很深入、很仔细，感觉很充实。

谢老师是我们主干课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主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部分，讲课富有激情而又条理清楚，把深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得浅显易懂。他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讲课的时候也显示了自己非常深厚的人文素养。他身材矮瘦，面容清癯，但声音洪亮，很难想象如此嘹亮的声音来自这样一个微小且有些羸弱的身躯。

他是浙江平阳人，普通话并不标准，但是咬字清晰有力，声调抑扬顿挫，表情丰富生动，授课艺术精湛，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很多年后，同学们在一起还都会津津乐道当年谢老师在讲台上的风采。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技术手段和条件，没有留下他上课的影像资料，真是遗憾。他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对研究并不是非常在意，很多好的观点和思想，都没有进一步的展开，但对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却启发很大。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基本上是谢老师的课给我打下的。多年来，我都受益于这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谢老师上课上得好是大家公认的，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如此，而是他热爱真理、追求正义的那种学者品质。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谢老师应定居美国的兄长邀请去探亲，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时间，期间走访考察了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回来后私下跟我们讲，过去的“帝国主义论”恐怕站不住脚。此后，他对教案做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他结合自己亲身观察和感受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现实，坚持对那些已经被教条化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这种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也获得了学生发自内心的钦佩。

再说一个小插曲吧！谢老师是1924年生人，为我们开课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满口假牙。因是之故，有些词句的发音很是吃力，加上牙医技术不是很好，发爆破音时候，假牙常常会脱口而出，效果十分惊悚。他慌不迭地抢装假牙的动作与神态十分有趣，常常引来同学们满堂的笑声。这个情形今天是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是那么的亲切。

再来说一说作为师傅的谢瑞淡先生。

1982年，我留在经济系担任教师，进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当时我才19岁，虽然出生在教师世家，非常热爱这个职业，但无论是学养、经验还是对教师工作的理解，都与这个职业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本科生教本科生，再怎么自我鼓劲也是底气不足的，内心不免惶恐忐忑。记得自己第一次上讲台，紧张得声音变调、直冒冷汗，写板书时，教室后排估计都能够听得到颤抖的手拿着粉笔敲打黑板的有规律的嗒嗒声，三节课的内容不到一节课就讲完，然后是脑袋一片空白。

庆幸的是，谢老师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前辈。系里安排我给谢老师担任助教，这样，谢老师又做了我的师傅。在此后一年里，谢老师真可谓是手把手地传帮带。他把自己的授课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从如何提炼知识点、如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和学习热情，启发学生的思考，调控课堂气氛，到如何准备课堂讲义，如何写板书，如何优化口头表达……一一指点。他还给我开出了一份经典著作阅读的书单，定期检查我的阅读笔记。在这一年里，我一边随堂听课，自觉地观摩谢老师的课堂教学，一边给学生辅导答疑、阅改作业，有时也受谢老师的委托讲几章内容。回想起来，这段做徒弟的经历对自己后来教书育人的工作是影响巨大的。如果说我自己在课堂教学方面有一些成绩，那么它显然深深得益于谢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他。

谢老师出身名门，从小得到很好的教育，成年后就读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离开学校后，除短暂在政府供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度过。他虽然学术底蕴深厚，身世颇不寻常，但待人处事一直儒雅谦逊，十分低调，一直到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得知他的父亲竟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百岁棋王”谢侠逊。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