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分为上下两场的话，在我看来，前20年，上半场是实现对人的解放；后20年，下半场是实现资本的解放。

张志勇

知名财经作家

著有《中国往事30年》《有产者启示录》等

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出版了，像他这样持续关注民营经济的媒体人似乎并不多，或者说，国内研究民营经济的人就不多，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关键时刻，以这样一本书为改革开放立传的，除了张志勇，也就只有庄聪生的《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了，庄聪生的书，官方色彩似乎浓厚些，而张志勇的书更多地体现了民间视角，这就使得他的书民味更重些。正因为他的视角是民间的，因此，很多时候是带着感情的，他常常把自己摆进书中，这又使得这本书有了一个更显著的特点——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也是一本有态度的书！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幸与他多次探讨民营经济40年的历史，探讨这本书将以一个怎样的视角呈现这一段历史，探讨这一段历史该怎么分期，探讨民营经济将走向何方。10年前，张志勇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往事30年》，写的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的民营经济历史，因此，这两本书可以看做是姐妹篇。大致体现了张志勇对民营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确把握，也体现了他乐观的一面。

人们常说言必称希腊，而张志勇是言必称黄仁宇。大历史因此成为他构建40年民营经济史的基石。显然，40年的改革开放是40年民营经济史的底色，也只有把民营经济放在整个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梳理，才会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但实际上，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只不过是新中国70年历史的第二乐章，如果把它放到更深更远的历史背景下，也可以看作是150多年前洋务运动寻求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只有改革开放，才找到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到达彼岸的正确道路。张志勇说：“我一向主张，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审视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工业化和强国梦，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复杂性胜过革命百倍，正因此故，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类的一项实践，它不仅实现了中国历史的转型，让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也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型。”

通过大历史，张志勇不仅建构起了他民营经济40年的历史观，也真正深刻地把握了这场变革深厚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在张志勇看来，历史就是一种必然，一种宿命，民营经济正是在这历史必然性中破土而出、寻找出路、破浪前行的，而人民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40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有曲折，有阻力，但谁也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这里，“既有人民的创造，也有政治家的胆识，更有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合力，民营经济在千转百回中总能找到新的方向。

是什么形成了历史的合力？通读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思想解放、人的解放、“私”的解放，有了这三个解放，才有了民营经济的40年。

回顾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初期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过去长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是对‘两个凡是’的抛弃。”实际上，思想解放也非单行线，而是一股合力，是一股基层和高层之间的合力。在高层，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担当，开启思想解放的大门；在基层，小岗村的村民们，没有饭吃的返城知青们，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们，何尝不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正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担保，率先砸碎了禁锢人们头脑的锁链，大胆地想，大胆地闯，勇敢突破有公无私的传统观念窠臼，突破雇工七个八个的教条主义束缚，才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催生出了个体私营经济，才形成了个体户、农民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这样一个社会阶层。

张志勇的观察是敏锐的，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在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还在拼命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何来改革开放？何来民营经济？事实上，在民营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没有思想的解放，实践就不可能前行，党的理论政策也不可能有创新突破，也就不可能有蔚为大观的民营经济。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民营经济。

张志勇说：“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分为上下两场的话，在我看来，前20年，上半场是实现对人的解放；后20年，下半场是实现资本的解放。”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甫一出场，就在五老火锅宴上，给民族资本家们脱帽加冕，还他们尊严，请他们出山。

吃饭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与其把他们圈养起来，饿着肚子闹革命，不如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找饭吃。正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让很多人绝处逢生。于是，脚上沾着泥水的农民洗脚上岸，脱离集体，成了农民企业家，一批国有企业中的能人，停薪留职、辞职单干，成了私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董事长，以天下为己任的科技知识精英，放下轻商的痼习，下海创业，成了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人性的复归，没有对人的尊重，就不可能有这么一大批人敢于冒着风险，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以至于张志勇要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那一年，我16岁。1978年，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对人的彻底解放。”

因此，民营经济实际就是人本经济、民生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壮大的今天，就业依然是民营经济最大的贡献，哪个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好，经济就兴旺，人民生活质量就高。犹如吃饭生存是人的本能一样，市场也是经济自身存在发展的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40年，我们终于选对了市场经济，才有了民营经济的今天。

张志勇说改革开放的下半场是资本的解放，但他说得更多的是“私”的解放。在我看来，“私”的解放更确切些。道理很简单，在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中，在清除一切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环境下，不把“私”解放出来，怎么可能有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事实也是如此，个体私营经济就是在公有制的边缘生长出来的，党的理论政策也是因为承认并不断扩展了“私”的范围，才使得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准生证，并终于长大成人的。再者，只有把“私”首先解放出来，才会有资本的解放，没有“私”的解放，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

在《民营企业40年》中，张志勇承认：“包产到户的承认，其本质是对‘私’的承认；知青大返城，就业问题是‘逼’出来的个体私营大军。”一切源于对“私”的承认和解放。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说，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所谓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就是视私有制为洪水猛兽，非欲除之而后快，破除这个传统观念就是承认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需要支持引导私营经济发展。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抓大放小，也才有“两个36条”等具体的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腾出空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私营经济事业”“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法定地位，但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1978年，中国还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概念都没有，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私营经济”四个字才再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才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从有“私”到无“私”，再到有“私”，这是一个轮回，也是一次“救赎”！张志勇提出的“私”的解放，应该说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改革开放、发展民营经济的命门。事到如今，承认不承认“私”，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私”，恐怕是能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