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闵庆文的名字，圈里人便自觉地会想到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原因就在于他无论身在何处，都在不遗余力地强调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记者还很清晰地记得，在全国两会期间农业界别小组讨论时，闵庆文拿着有关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的相关学术期刊，向本组委员们宣传呼吁的生动场景。

闵庆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资源生态室主任，也许是与工作相交集，他一如既往地把关注点放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上。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条件、独特的物种资源和传统的生产技术，加上深厚的地域文化，农业文化遗产地往往拥有着优质、绿色、安全、风味绝佳的农产品，加之农业文化遗产地丰富的文化底蕴，这些农产品也常常被称之为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在闵庆文看来，农业遗产地的丰富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但由于绝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些优质的农产品便遭遇了“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尴尬。

“庆幸的是，随着农村信息化建设和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闵庆文对此充满感慨。

闵庆文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事例：随着先后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云南红河州的哈尼梯田名声越来越响。而与许多热衷旅游接待方式不同的是，红河县嘎他村村委会主任郭武六将目光瞄向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梯田农产品。按照闵庆文的话说，郭武六看到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哈尼梯田的资源优势和农村电商三者结合将能带来的发展机遇。“郭武六开始组织合作社，建立分头养殖、统一销售的模式，并利用电商平台，发挥哈尼梯田农业文化地传统品种、传统生产方式和自然生态的优势，把梯田红米和红心鸭蛋卖出了大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保护梯田的积极性，践行了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理念。”

而在辽阔的内蒙古，“农业+互联网”的模式在内蒙古敖汉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也正显现出巨大的潜力。闵庆文介绍说，作为国内唯一享有全球环境“500佳”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项桂冠的敖汉旗，有着8000年的旱作农业历史，不仅使敖汉旗获得了“中国古代旱作农业的起源地”的称号，也使敖汉旗小米这一“活着的文物”走进人们的视野。

敖汉旗正在着力打造以绿色杂粮为主产品的电商基地，让本土杂粮接轨新兴市场，并率先启动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

传统经营方式是先生产、再销售，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的刘海庆则反其道而行，探索出以众筹为途径的“年初认购、计划种植、收后配送”的模式，并获得成功。‘村头树模式’经推广后成为大家效法的榜样，为‘网店促就业’提供了动力和经验。”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兼具生产、生态和文化等多种功能，其保护与传承需要建立新的范式。而农村电商正在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产品飞向都市的翅膀。”闵庆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