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之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带团视察了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期间，视察团成员们发现，无论是参加座谈会还是走访企业，林毅夫都会很专注地听大家的观点，也经常提问。而同样带着问题的本报记者，也在视察路上“见缝插针”，对林毅夫进行了采访。

记者：结合您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贵州给您留下的最大感受是怎样的？

林毅夫：我是第四次来到贵州。前三次来都是开会，开完会就匆匆忙忙走了。这次我们来贵州视察，给我们一个相对充裕的时间来了解贵州。通过4天的视察，我看到贵阳的人气很旺，夜晚很多地方还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而且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城市，每年流入的外来人口多达25万人，在西部省份中难能可贵。

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我走访过很多地区，贵州给我的印象是，即使身处崇山峻岭，交通依然四通八达，沿途青山绿水令人向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贵州省人均GDP在全国排名靠后，但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去年全国GDP增速为6.6%，贵州是8.4%，在全国所有省区市中是最高的。可以说，这里的绿水青山真的是金山银山。

从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贵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贵州原来的经济相对落后，以农业为主，有一些矿产资源和经济作物，但总体而言，层次并不高。我们现在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贵州立足于自身的禀赋条件，抓住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又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在一起。

贵州发展大数据有其先天优势：大数据储存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需要较低的温度，贵州海拔较高，全年气候较低；大数据储存非常耗电，贵州恰好有水力发电，电的价格较低。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都是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而要把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优势，既需要有效市场，也离不开有为政府。

贵州省政府充分认识到大数据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看到了自身具备大数据储存的有利条件，因此，把大数据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但是，仅有决心是不够的，发展模式十分关键，一路走来，我们看到，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产业的定位是清晰的，因势利导，积极招商引资，把视野投向国际，将一些需要大数据储存的、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公司，比如阿里、腾讯、华为、苹果，亚马逊等世界500强企业吸引到贵州。

除了发挥潜在比较优势，贵州省还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下，并由此形成新的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产业集群。可以设想，如没有政府的作用，贵州到现在可能还是“养在深闺人不知”。正是政府的积极有为，才带来了产业的集聚效应。数据有了，人也来了，这个地区就可以继续朝着产业价值链的更高方向延伸。视察中，我们看到，满帮、易鲸捷、朗玛等企业，就是大数据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创造出来的。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在贵州，我们看到了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短板，也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记者：再过几天，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就要发榜，值此采访机会，我们也很期待您能谈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看法。

林毅夫：中国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要分析清楚，下行压力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才能对症下药。

中国是转型中的国家，必然有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同时，中国又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员，尤其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因此，会受全球经济的影响。

其实，从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次调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可以看出，全球经济都在放缓，包括美国目前也停止了加息的脚步，说明美国经济也在放缓。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也由此引发各界不少争论。有人认为这种下行压力缘于我国体制机制的问题，比如，储蓄率太高、消费不足，国有企业比重较高，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我认为，不是主要问题。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其他金砖国家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东亚的新加坡、韩国等高收入国家没有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但也在同一时期面临同样的经济下行，而其下行的幅度都比我国还大，可见我国近年来的经济下行固然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引起的。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尚未真正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增长速度是3%~3.5%，复苏最好的美国去年经济增长2.9%，今年预计只有2.5%，欧洲国家这几年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2%左右，日本保持在1%左右，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一半，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慢，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导致我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增长下降。

同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这些项目已经完成，但国际经济未完全复苏，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出口和投资减少，经济增速必然下滑，这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在同一时期和我国有同样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缘于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我们需要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以此维持一定的增长率，这样可以为深化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在“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前三项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后两年可以把重点放在降成本、补短板上，这样既能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推动产业升级，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行中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在风险防控方面遇到的问题？

林毅夫：银行的风险主要来自不良贷款，而不良贷款主要是企业贷款，此类风险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在经济发展好的状况下，企业效益好，资金链顺畅，偿付能力强，金融风险就低。总体而言，我国金融风险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