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凭借高磁能积钕铁硼永磁材料一举成名时,课题组长李卫才30岁出头,正是最有想法、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我有时也在想,当年干得出来,现在还能不能干得出来?”他想的,是社会该给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信任。

在李卫眼里,即便是同一个字,年份不同,寓意也不一样。

一次,李卫去医院瞧病,碰到的医生也叫李卫。他不跟医生套近乎,反倒说,“你这个‘卫’和我这个‘卫’,应该不是一个‘卫’。”

“你是哪个‘卫’?”医生李卫问。

“我是卫星的‘卫’。”患者李卫答。

“我也是卫星的‘卫’。”医生李卫又说。

“不可能,你这个女同志看着挺年轻,怎么会跟我一个年纪呢?”患者李卫思忖着,没敢乱猜对方的年龄。

果然不同,女医生的“卫”是纪念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而我这个‘卫’,纪念的是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肩负的不是科学考察的任务,政治意味十分浓厚。

一定要攀扯事件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说,后来不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从出生这一年来看,就与科学、政治,有着某种巧合。

“个体户”

回忆起刚到政协当“小白”的心情,李卫用了“诚惶诚恐”来形容,“不论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拿不准谈什么和怎么谈。”

第十届开始进入全国政协履职的李卫记得,那时的无党派界别就十分关心科技发展问题,“2017年算是意见比较集中的一年,委员们都围绕科技评价体系不断发声。”

后来去看,2018年科技评价开始的转折迹象,在政协声音的参与和发酵下,一些部委开始有所行动。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当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指出:“继续坚决推进,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最为标志性的,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估、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到现在,科技还是每次全国政协无党派界的各种会议上最常谈的议题之一。“这些年,议题的边界也只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稍稍扩展一些。”李卫研究的是稀土永磁材料,用他的话说,“原本很小的专业,今天影响变大了。”

从2003年算起,除了中间有5年李卫是全国人大代表,剩下的年头,他都在政协,现在已经是三届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的委员了。说得久了,李卫也在想话题背后的一些事。

2008年到2012年的那5年,李卫在全国人大当代表。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每年他有两三次随团出国交流的机会。每次与外方交流,都有准备好的基本材料送到手上。经过几次,李卫发现,光照着材料表示反对或者支持,交流会很生硬,效果也并不好。

“你要代表老百姓去发声,可信息怎么收集?怎么对不太了解的内容发表建议?”李卫接触过国外的一些议员,他们每个人背后,有一个全职班子为这个人工作,议员汇集集体智慧,角色有点类似“新闻发言人”。

“我们无党派界的委员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体户’,其实合起来就是个集体。遇上重要会议活动,大家通常会先凑在一起‘海选’一下议题,谁的专业跟题目比较对口,谁来主要做准备。”当然,也会出现通常以外的情况,比如议题也有命题式的,沟通也因为临时性而充满了不确定。

对李卫来说,这是2015年6月4日以前的情形。

那一天,有了李卫工作室。

“李卫工作室”不是李卫一个人的工作室。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是工作室的“总指导”,工作室主体成员由集团内的统战对象组成。

李卫所在的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的这首个“中央企业党外人士建言献策平台”,李卫理解为“民办官助”性质,由中央统战部与国资委党委共同支持。

成立之时,2015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增选名单还悬而未决,不确定自己是否当选的李卫也隐隐担心,“以个人命名,会不会风头太盛?”犹豫了一阵,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个人的初衷,就是想提案也好,发言也好,建议也好,更能提到点子上。”到现在,李卫工作室共孵化出50余项建言献策课题,其中一些形成的口头发言,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得到了落实。

在打击“地条钢”、稀土行业整顿和高质量发展、改革科技评价体系等方面,李卫工作室都做了大量工作,并收到来自相关部委的多封感谢信。

除了建立队伍,探索机制也是工作室作为试点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建立队伍还是探索机制,都不是为了好看、好听,而是要有用,让党外知识分子的建言声音能入耳、可运用。

为了收到提出建议、产生影响的更佳效果,李卫最近一直在为工作室物色一个关键小角色,“要有一定的科技专业知识,写作能力还要很强,能够把大家的想法转化成建议,还能够把专业的内容讲得直白让人听得进去、听得明白。”

够得上这样一个“文书”岗位条件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了解到市场“标价”,李卫不由咋了舌。

“等不起”

无党派界别里,像李卫这样的“50后”在悄然减员。

“我这个年纪的无党派界委员,大多都有着加入共产党的向往。”看到记者吃惊的眼神,李卫加重了语气,“那怎么能没有?当年多数是进不去。”

共青团这个为党培养、输送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干的群团组织,李卫加入的过程也是磕磕绊绊,“因为成分”。

1957年,李卫母亲被打成“右派”,同年底,李卫出生。

虽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但由于母亲的政治影响,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李卫都无缘共青团团员。少时曾辗转过东北林场、西安研究所和河南五七干校直至青年时在山西农村插队,也是在当地朴实的农民“不歧视”右派子女的情况下,李卫才得以入了共青团。

尽管不能像父母那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卫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走上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新途。

在山东大学,李卫学的是物理里的磁学,“能接触到稀土永磁,是到了钢铁研究总院(后更名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后。”

1988年初夏,钢铁研究总院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领导们,正在为高磁能积钕铁硼永磁的下一步研制工作谁来带队而凝眉焦虑。

钕铁硼永磁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稀土永磁材料,在航天、通讯、机电、仪器仪表、冶金、化工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制造钕铁硼永磁对搞材料研究的人来说,算不上难事,但当磁能积达到一定的兆高奥时,想再增加磁力就很难了。如同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跑完百米不难,但想刷新世界纪录哪怕0.01秒,都绝非易事。

当时刚评上工程师的李卫因为前一个项目的出色表现,进入了领导的视野。组织大胆启用了年轻人,李卫作为课题组组长和其他两个年轻人一起攻关。

经过大量研究试验和计算以及不计其数的冶炼、磨粉、烧结,李卫小组研制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成功并达到了49兆高奥。凭此,中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获得45兆高奥以上磁体的国家。

这个指标性的全国“冠军”,也为李卫的科研道路带来了荣誉和鲜花,他因此获得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和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也是赶上了机会,拿了奖,赶着这个机会出了国;回来后,又是不断地破格。”获得了荣誉、赶上了机遇,“踩对点”的李卫成为当时钢研院所归属的冶金工业部里最年轻的正高级研究员。还不到40岁,他就进入党外青年知识分子序列。“搞科研的,容易认真,就是给点事,也总想把它干得很好。”

李卫所在的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前属于冶金工业部,改制后是国资委里小“个头”的科技型企业。除了近些年新建的一栋办公大楼,集团里清一色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苏联式灰白楼。“我们这里比较有代表性,很多是留苏留美归来的老知识分子。”

履职的十几年里,李卫特别关注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待遇保障问题。这一块有不少是历史遗留原因,个体情况又千差万别,好多人不敢碰。也有人安慰说等一等,等条件好一些、再成熟一些。

“住宅楼里没有电梯,一些生病的老同志上下楼,要靠年轻人用担架抬。”李卫叹了口气,“这十几年里,好多老人都走了,健在的大部分都八九十岁了,实在等不起啊。”

李卫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留苏专家。对老知识分子的晚景,李卫作为留在父母身边唯一的儿子,体会深切。“我父亲已经走了,当时住院也曾经很狼狈。医院最多让住一个礼拜,然后得花很高的代价,在不同病房之间周转。”

李卫工作室的柜子里,放着一块“万人匾”,上面写着:“肝胆谏国政,鞠躬维民权。”采访中,他始终没有提到这块匾的存在,却一直说着它背后的那些事。

北京大大小小的科研院所云集,退下来的知识分子少说也有几十万人。2000年前后,一些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早期离退休的老知识分子的待遇普遍受到影响。“还不仅仅是待遇问题,他们要的是公正平等,争的是那个理、那口气。”在李卫眼里,这何尝不是对权利的一种捍卫姿态。

后来在翻阅采访资料时得知,那块匾是在京科研院所万名转制前离退休人员联名赠送“李卫委员”的。为北京十几家科研院所的老知识分子争取离退休待遇,李卫跟进了10年,提了几次提案,好在最终妥善解决。

“老毛病”

“副总工程师是虚职,出去后总要有个职务吧。”比起历史上那位同名的清朝名臣,这个没当过官的李卫,蹦出来的实话连弯都不带绕的,“我的工作就在研究室里,主要是把课题做好。”

李卫负责的是个大研究室,覆盖全产业链,队伍有70余人,包括研究人员、学生和技术工人。“上电视都拍得好看,穿着白大褂什么的,其实那都是现穿的。”

很多新材料为了提高性能会添加稀土,“稀土用在别处往往起得是味精、维生素的作用,而我们用到的稀土,则是像面粉那样作为主要原料。”李卫研究的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广泛,不仅用于新能源车电机的制造;电脑里很多的硬盘、驱动电机,就连实现手机照相功能要用到的小磁体、小扬声器还有传声马达,都要用到它。也有用于军工技术的。李卫说“那关系到导弹的精度”。

每天下班后只要有时间,李卫都会步行回家看望母亲,陪她聊天。这段接近一万步的路途,也是李卫为自己设定的每日运动量。李卫的母亲,一位曾在北京教育局做编辑工作、现已离职休养的知识女性,虽历经十年动乱,对党的执着追求始终没有变。在60岁时,她提笔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在家庭教育上,李卫的母亲对三个子女的要求与自我要求一样严格,培养出的子女有教授、科学家和医生。在高标准、严要求中长大的李卫,性格里有股“愣”劲。

早年还在钢铁研究总院时,一次召开一个据说很重要的会。很多领导来了,但开了不一会儿,头头们这个说有事那个说有事,点头赔笑没几分钟全走光了。原本不打算发言的李卫忍不住了:“既然说这会这么那么重要,领导们就不妨坐下来好好听听。要是真有什么事,索性就别来点卯,省得跑来跑去耽误时间。”这话一出,组织者面面相觑,这小伙子说话怎么那么冲?

现在年岁渐长,李卫开始不断“自我检讨”:“太认真也不好,有些事,应付过去也就完了。”嘴上说得世故,可一遇事,李卫又忍不住犯起了“老毛病”。

由于遇到一些说和做不一致的现象,最近,李卫又在领导面前“放了一炮”,“不识趣”地打破一团和气的表面现象,让人下不来台。而他的理由有着较劲的可爱:“我哪儿说得不对,你可以告诉我,得允许我跟你讨论。”好在,听过之后的领导点头表示理解,还答应给他反馈。

跟从前相比,李卫也说身边很多事情的进步,是看得见的。“过去,有的领导没事干让弄个会开的事,我也经历过。”他摇摇头,“现在不会那样了。”

在政协参与政治生活,让李卫打开了“眼界”:“到了政协,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十几年的政协履职经历,还让李卫收获到不少可以喝酒谈天针砭时弊的同道中人,他忍不住一个个地掰指列数,感叹道:“真是一二十年,有情有义。”

圆融则体现在别的方面。

相背于母亲“持续加压”的教育方式,李卫在儿子教育上,练习着把速度降下来,有意识地多表扬,也会宽容地附和“不想学就不学了”。儿子乒乓球打得不错,曾经够得上半专业水准,也在区比赛拿过名次。后来打不上去了,提出想放弃,李卫没怎么坚持就痛快答应了,“行,不打就不打吧。”

但在讲述时,李卫没忍住提到了“坚持打下来的别人家的孩子”,尽管没说完后面的话,其实心态上已经暗地进行过比较。想了想,他又解释,“男孩子得放养、后劲大,过一二十年再看。”他又不放心地补了一句,“哎,也不一定,估计他现在的感受不会太好。”

包括对一些人的个体表现,有人当他面表示看不惯时,在给出“个体需求不一样”这样的中性简短评价后,李卫便不再多说。他集中“放炮”的,主要是不合理的机制或难以容忍的现象。

俱往矣

配戴眼镜,眼神温良,寒暄时不以漂亮话充数,知识分子的经典“标配”,李卫身上全都有。

工作后的李卫可谓顺遂到赶上了所有的机遇:研究领域很快出了成果,又赶上行业大环境正盛,个人发展也藉由科研延伸到政治领域,履职成绩上一片可圈可点。将这些归结为幸运,不如视为“墩过苗”后激发出来的勤奋和努力。

赶上“文革”成为“黑五类子女”,跟随姐姐、父母到处辗转的青少年经历,李卫主动提及得不多,“所有的周折,说没了就没了。”淡淡的一句话里,李卫的神情又有些遥远。

母亲被送到劳改农场,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八九岁的李卫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一起,坐火车去了黑龙江伊春,投奔抗美援朝退伍后安家在小兴安岭的叔叔一家。中途在哈尔滨站换车时,遇到有人让他俩帮着照看会儿行李。姐弟俩生起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警惕心——“行李里会不会有特务安放的定时炸弹?”现在去看当年的联想猜测,更多的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无依感。

两年后,走进父亲在西安的单位,有跟他一般大的孩子朝父亲投掷石子,李卫忍不住捏起一颗石子,却被温和斯文的父亲制止住……跟父母下放到河南许昌五七干校,全家人住的一所大房子,就是人家腾出来的牛棚。

在山西插队时,知青们分到了做火药、炸石头这样的高工分的轻体力活。一炸,石头从李卫头上飞了过去,“掉到头上,人就没命了。”苦中作乐的,就是拿着炸药去水库炸鱼。那会儿,十七八岁的李卫正是一个合格的正劳力,“一年360多天能挣4000多个工分。”生产队里,一个正劳力每天的满额工分是10分。

在山西学大寨时,知青李卫也挖过三四米深的沟,眼见过沟说塌就塌了,“埋在里面的也就过去了”。“命运写的书,悲情里也总是暗藏着机遇,是吧?”李卫断断续续地说着,声音低到完全停了下来。

1977年冬天,已经在农村插队两年的李卫,和姐妹一起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当年,李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更准确地说,是“王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李卫的父亲本姓王,由于革命年代的需要,改换了姓名。

如今,李卫有时还在掂量是否还姓为王,他给儿子起了一个既有王又有李的双关名字。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了无党派“人士”,“李卫”这个名字,已经很难还原成当年自己取的“王××”了。

无论姓王还是姓李,人生的道路都是那么写就的,直脾气、真性情、治学严苛,都是改不了的。

当年凭借高磁能积钕铁硼永磁材料一举成名时,课题组长李卫才30岁出头,正是最有想法、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我有时也在想,当年干得出来,现在还能不能干得出来?”他想的,是社会该给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信任。

出生在北京的李卫,9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里。逢到一次年节,李卫跟父母进过一次人民大会堂。

走进金黄色铜门,踏在彩色大理石地板上,穿过汉白玉明柱,站立在水晶玻璃的吸顶大花灯下,一个小男孩正好奇张望着悬挂其间的灯谜,揣摩着谜底。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不时要出入人民大会堂开会履职的李卫,对这个民主殿堂最深刻的记忆依然如儿时———

“很神圣,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