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的是再生医学领域，我们这个行业的员工主要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招聘100人，有一半是女性。因此，我聚焦的就是女性就业问题。现在的企业，除了五险一金（其中包括生育保险），还有产假工资，陪产假工资等等。我认为，企业过多地承担了社会生育成本。”既是调研组成员，更是企业家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杨正国在就业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事实上，有关女性在就业时遭遇“隐性歧视”的事，在调研组行前会上就曾被相关部委的同志点过题，杨正国当时就明确，要带着这个问题，在调研中给心中的疑问找答案。

“调研中去了几个以解决女性就业为主要目的的公司，看到人家招聘的女性员工年龄多在40~50岁，我就感觉，这些企业在为女性支付就业成本方面和我们所在的高科技产业相比就少了很多。大家现在很关注对女性的就业歧视问题，我认为核心是生育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希望国家能够和企业一起想想办法。”至于具体如何解决，杨正国建议，企业在缴纳生育保险后，已经履行了社会责任。产假工资待遇等，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企业不再重复支付。而且，国家要合理适度出台女职工保护条例，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

在前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杨正国的一个顾虑是，上面这些话一旦说出口，调研组里来自妇联系统的委员是否会质疑他。而在调研组调研后期开的内部座谈会上，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妇联主席贾玉英的一席话，让杨正国吃了“定心丸”。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女员工怀孕生子，企业面临的成本确实很高，虽然有生育保险可以分担，但对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来说，用工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这个成本都由用人单位一家来担，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用人单位招录女性。”杨正国的思考，也同样是贾玉英的思考。

贾玉英的另一个思考是，当前研究促进就业政策，也该和其他政策“对对眼光”。同时，围绕职业教育问题，她也认为，应该聚焦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设置：“比如河北省有所大专学校，在校生8000人，4000多人是学前教育系的学生，这么大的一个系，要解决的就是社会需求量大的问题。再比如，一些互联网平台在承载社会就业方面很灵活，对能力技能水平很低的就业者有着比较强的吸纳能力，我认为对于平台企业：一方面要积极扶持，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对其规范发展给予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