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新伟认为，史前的跨区域交流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距今5500年前后，正是因为各地区以社会上层交流网为核心的深度交流，才促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的形成。

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主办，主题为“新中国考古70年”的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28日至29日在郑州举行，李新伟在论坛上发言及会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阐释了上述观点。

他说，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即形成“最初的中国”，可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

李新伟指出，考古发现物质遗存的相似性背后，反映的是史前中国各地区在宇宙观、仪式礼仪、统治策略等方面形成“共识”。距今5300年之后，随着庙底沟、红山、凌家滩等文化的衰落，中国史前社会进入剧烈动荡整合期，发生了以庙底沟人群西进北上、大汶口人群西进、屈家岭人群北上等为标志的大规模互动交流。考古材料清晰显示：在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文化深入到岭南和珠江流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向北传播到内蒙古，之后西上抵达黄河上游，又经甘南进入川西北地区。

而在国际视野下观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早期王朝形成的进程，则与以农作物、家畜和金属冶炼技术为标志的中西交流的加强同步展开。在欧亚大陆的辽阔空间内，只有中国完成早期王朝兴起进程，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王朝，从政治理念到权力表达的具体方式，都深受自距今5000前即开始的各地政治实践的影响。

他强调，因此，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吸收了大量外来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最初的中国”各地区交流互动和自身发展的结果。这个史前的相互作用圈形成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核心，且圈内所有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互动、发展和演进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

至于中国史前各地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因何而推动实施？李新伟认为，“也许是为了荣耀，也许是为了积累天文、地理和沟通超自然的知识”，这些史前政治精英们通过游历高山大川，获得天下视野，并竞相在互相借鉴中各自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