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大山石上的岁月变迁。

在太行山里一块凸起的大山石上，村民们建起了鳞次栉比、不同于当地风格的50余座院落，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历经千年。

传统农耕“慢生活”，让山西盂县的古老村庄大汖，成了不少城里人心中的“诗和远方”，这个“中国传统村落”也被摄影家们称为太行山上的“小布达拉宫”。但这并不是大汖年轻村民的追求，在这里挣不到钱，上不了学，娶不上媳妇，他们不得不和古村“诀别”，另谋生路。

居民的流失，让这个千年古村愈发迟暮，宛如现在生活其中的十余位老人。凋敝还是兴旺，这个“千岁”村庄的路在何方？

“小布达拉宫”

在晋冀两省交会的太行山深处，藏着一道山谷，沿着山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往上走约6公里，一个颇为奇怪的地方映入眼帘。

这是一个建在一整块山石上的村落。50多座小院建在一整块凸出的山体上，依山就势，由下而上，层层叠叠，密密麻麻，造型别致。就连村里的小路也是依山势而行，弯弯曲曲的山体上凿出来的石阶，连接各家各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远远望去，屋瓦相连，参差错落，相依相偎。

难怪摄影师们把这个村子称为太行山上的“小布达拉宫”。

这就是大汖。“汖”是个生僻字，字典里读pìn，当地人读chǎng。在盂县，有一句表述山水的俗语，叫“有山有水为汖，大山大水为大汖”。这就是这座古老村庄的名字来历。

没错，村子是不缺水的。除了远处的瀑布，在村口三人难合抱的大槐树旁边，引自山中泉水的自来水管一直在缓缓出水。山里的冬天温度很低，害怕水管冻住吃不上水，村民们选择了让水管“长流水”。

沿着村里弯弯曲曲和深浅不一的小巷走进去，仔细看会发现，村里的每一个台阶，都是在这块巨石上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房子也都没有地基，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倒呢？

这些在海拔700多米处修建的房子，多是二三层楼房结构，由黄黏土与石头混合建成，建筑风格与周边的村子并不相似。

盂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孙支军说，盂县东部地区的民居多以石砌窑洞为主，北部和西部大部分是石墙瓦房，而大汖主要是二层木阁楼结构，抗震功能优良。石块垒砌的墙面上糊上黄泥是为了保温。

这样的木阁楼结构与南方的木阁楼也不一样。“南方阁楼一层多是喂养牲口，二层住人。大汖的房子则是一层住人，二层被当作储藏室，存放粮食、农具等物品。”孙支军说。

这正好印证了村民们代代流传的村子来历：北魏年间，有马姓一族，为躲避战乱或其他灾难走进这座大山，修筑了自己的家园。后不知什么原因，马姓迁走他乡，留下了破旧的村址。到了元末明初，有韩家三兄弟从洪洞来到盂县，老三被老大老二赶出家门自谋生路，老三无意中发现这个无人居住的村落，于是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韩姓成了有文字记载的大汖人的祖先，至今村民都姓韩。

这已无确据可考。但大汖村千年的历史倒有些证据。

大汖古村现在供奉着七尊石雕像，是石龙镇山大王和他的家人，当地村民认为这是龙王，掌管旱涝和福灾。石龙镇山大王石像背后刻有文字，从落款看，石像为金承安二年（1197年）始建庙宇时所塑，距今800多年。

而在庙中清嘉庆七年刻立的“镇山大王重修碑记”上，则有“建于永安二岁”的文字，依此计算，则有近1500年历史。

“承安”与“永安”相差600年。即便按“承安二年”计算，村子也应有上千年历史了，因为建庙之时，村子已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这需要不短的时间。

“诗和远方”

悠久的历史、独有的自然风貌和奇特的建筑风格让大汖成为不可多得的传统古村落。2013年大汖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9年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空气清新、景色优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压力山大”的城里人看来，大汖俨然是世外桃源。然而，大汖并不是大汖村民的“诗和远方”，这里只有他们一年一年不断重复劳作的生活。

记者早上来到大汖的时候，韩桂芳蒸的一锅米面窝窝刚出锅。这种用小米面、玉米面加上南瓜蒸熟的馒头，颜色金黄，吃起来带甜头。

“村里的老人冬天起得晚，许多人一天只吃两顿饭，睡醒后半上午吃一顿，下午吃一顿。”韩桂芳说，也有人按时按点吃三顿饭，比如她的父亲、83岁的韩双牛。

韩双牛一辈子生活在大汖。没上过学的他8岁开始放羊，14岁开始种地，一直到现在，一种就是69年。

在大汖，村民主要种谷子和玉米，也种一些高粱、黑豆等小杂粮。除了这些主粮，家家户户还要种蔬菜、土豆、南瓜、白菜、萝卜等。除了夏天的应季菜，土豆白菜等，是村民们过冬的全部储备蔬菜。

地并不好种。大汖的田地大部分都在山上，村民们叫堰，开凿出的一堰一堰的梯田，随着山形拐弯，长短不一，宽窄不同，养活了大汖祖辈村民。全村大大小小的地加起来有300多亩，绝大部分是旱地。

1982年包产到户时，大汖全村350人，人均不到一亩地。当时7口人的韩双牛家，分到了十几堰地，分布在好几座山上，加到一块儿不到7亩。

“一年四季靠着双脚往地里一趟趟跑，背回粮食。”韩双牛说，每年正月就得把头年冬天积下的肥料一篓一篓背到山上，背得差不多了，就该翻地了，翻完地把庄稼种进去，庄稼出了苗杂草也出来了，就一遍遍地锄草。东边锄完西边长出来，西边锄完东头又长出来。

好不容易到秋收，却是一年最苦累的时候。一个多月时间内，庄稼都会集中成熟，收割一筐背回一筐。“我家的地，远的七八里，一天最多背两趟。家里缺人手，急死也没用。”韩双牛说。

事实上，到了冬天大汖村民也闲不下来。上午10点，记者在村口碰见了背着一篓柿子回来、63岁的韩志印。

“秋分摘柿子，立冬打黑枣。”韩志印说，以前天寒地冻的时候，还要把一年烧的柴打回来。

韩桂芳家的炕烧得火热，现在大汖村民烧的是煤。说起煤，勾起了韩桂芳丈夫武林材的痛苦回忆：“改革开放前那会儿，给老丈人韩双牛家捎点煤，得先运到八里地外的另外一个村子，再翻个山头，一筐一筐背到大汖村。”

出村的路也让韩桂芳感慨，那时候没有路，村民进村出村都在山沟底的水渠里走。她十八九岁时，家里需要钱和油盐酱醋的时候，就背上百八十斤的核桃、花椒甚至饲草到山下12里远的梁家寨赶集。“走走歇歇，下一趟山要2个小时，回来的时间更长，一趟就是一天。”

后来，村民们在半山腰凿出了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前几年，当地将这些道路拓宽，修成了水泥路。但现在也仅容一辆小汽车行驶，不能会车。

村民“诀别”

进出的路修通了，村民们却开始往外跑。

十几年来，村民们逐渐搬离。大汖村里大部分的房屋没人住，整个村子逐渐空了，老旧的住宅，因无人居住和维护而日益破败。

村主任韩国印说，大汖村在1979年有80多户、340多人。如今生活其中的村民不到20位，大多数是老人。因为人少，大汖村和这条山沟里的另外一个村庄中岔口村在2000年并入御枣口村，成为自然村。现在，中岔口村还有一个人。

行走在大汖村，大部分院落大门紧锁，不少房屋坍塌，砖瓦檩梁散落一地，散发着衰败的气息。

除了进出不便，在村里种地收入也不高。韩双牛种地的水平是大汖村民的标杆，收成最好的年头，一亩地不过产几百斤粮食，糊了口就剩不下啥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1998年村里的小卖铺也消失了。74岁的韩二妮爱吃豆腐，可卖豆腐的总也不来，偶尔来了也逮不住人，一眼瞅不到就走了。“不过逮住了也不敢多买，买多了没地方放，吃不了就坏了。”

教育也是抽走大汖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57岁的韩良虎上过高中，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毛笔字写得很好，过年时村里家家户户门上的对联都出自他的手。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上的，那时候大汖的学校分小学和初中两部分，学校里有3个代课老师和50多个学生。上小学的时候，所有学生都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讲高年级课程的时候，低年级学生复习，讲低年级课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复习。”韩良虎回忆说。

1975年韩良虎念完初一后，村里的中学合并到8里地外的猫铺村去了，大汖的孩子去上学要翻过一座山，走一个多小时。到2000年，大汖村的小学也撤销了。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年轻村民只能离开。

韩贵志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平常背个药箱子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大汖小学撤销后，他的两个孩子没地方上学。为了孩子，他在撤校后的第二年迁到了镇上去生活，还是到处给人看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现在，韩贵志的孩子在晋中市上了班，他也跟过去生活了。

“老光棍”与“新光棍”

另一个让村民与村子“诀别”的重要原因，是娶媳妇。

20世纪60年代是大汖村的生育高峰期，到了80年代都到了适婚年龄。因为大汖村地处山区，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进来，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里的一些未婚青年就纷纷外出打工，成为第一批离开大汖的人。

韩志印五兄弟是最早离开大汖的一批人，他们走的时候，村里还很少有出去打工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虽然不饿肚子了，可交完公粮也就剩下口粮了，平常在村里除了种核桃也就养羊能换点钱，根本凑不够娶媳妇的钱。外面的姑娘都嫌我们这里穷，没人愿意嫁进来。我们弟兄五个，当时没有一个能找上对象的，不走的话估计都得打光棍。没有办法。”

目前，留守在大汖的十来人中，仍有5个人从未成过婚，他们跨了三代人。

70岁的韩水成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当过几年村主任，放了十几年羊。直到上了年纪，他也没娶上媳妇。

66岁的韩生志留在村里照顾前两年瘫在炕上的母亲。他小时候本来有一门亲事，他们家把他最小的弟弟过继给外村一个姓崔的铁匠家里，条件是崔铁匠家里的一位姑娘长大后嫁给他，谁知道到了结婚的年龄，崔铁匠却反悔了。

56岁的韩成绩总结他娶不上媳妇，是“牛奶涨价惹的祸”。27岁离开大汖到39岁回村，韩成绩整整在外面打了12年工。这12年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娶个媳妇，没想到走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人。

“打工那些年，一直托人找对象，周边的乡镇都跑遍了，但都没成功，女方的要求太高了，上来就是‘三金一冒一座楼’，在县城买一套楼房起码要二三十万，冒烟的小汽车也买不起，存下的钱也就够买个‘三金’。”韩成绩说，他相过的亲有几十个，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

相亲都是男方去女方家里，每次见面都要包车、请媒人吃饭、给女方买牛奶，一趟最少得两三百元。“有的收了牛奶说不行就算了，有的说再考虑考虑，这下坏了，还得买牛奶。”韩成绩说，婚事就是让牛奶涨价给害了，原来一箱奶十来块钱，只要有人介绍就敢去，后来一箱奶五六十元，就不敢随便去了。

现在村里最年轻的韩二旦也是一个人。30多岁的年纪，由于身体不太好，在外面生活也不容易，今年回到了村里和爷爷韩双珠一起生活。

村里的新面孔

除了韩二旦，同样是村里新鲜面孔的还有韩桂芳夫妇。

“回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另外一个原因是大汖旅游景区今年开了，有不少游客来，做点小买卖多少有点收入。”60岁的韩桂芳是韩双牛的二女儿，20岁嫁出去后一直和丈夫武林材在南楼镇生活。

再往前，回村的人是韩志印夫妇。韩志印一家其实已经离开大汖村了，包括他80多岁的父母。韩志印26岁离开大汖，从1982年到2006年在煤矿井下挖了20多年煤。36岁那年终于娶了一个小他14岁的广西姑娘。后来除了打零工没什么可干的韩志印，在2012年带着几万块钱和妻子回到了大汖养羊，现在羊群规模发展到几百只。

今年回村的几个新面孔与旅游景区有关。2017年，盂县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圣天越集团开始投资开发大汖古村生态旅游景区。景区负责人李帆伟介绍说，他们投资了四五千万元，围绕大汖古村修建了一些水系、步道、悬崖酒店、咖啡厅、商业街等景点，同时修建了梁家寨革命历史纪念馆。

抗战时期，地处阳泉市盂县北部的梁家寨地区，山高林深，沟壑交错，滹沱河奔涌，西北与五台县、东北与河北省平山县紧邻，是当时阳泉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曾留下朱德、任弼时、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奔波的足迹。

1938年9月，日军调集盂县城日伪军600余人，“扫荡”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沿途烧杀抢掠，许多村民被杀害，房屋被烧毁，在梁家寨地区制造了几起重大惨案。其中包括大汖惨案，几十名民兵和群众被杀害。

记者到大汖村的时候，在山脚下就看到新建起来的“大汖古村原生态景区”门牌楼。游客要买票进入，6公里的盘山路，则要坐观光电瓶车上下，外面的私家车已经不允许私自上山了。门票和观光车的价格加起来为每人淡季40元、旺季47元。

“全部是企业投资开发，占了村里几百亩地，对个人进行了租金赔付，景区的收入和大汖村进行分红，一次性8万元加上每年2万元，今年底要给村里10万元。”李帆伟说，今年五一正式“开门”的大汖古村原生态景区，接待游客两万人。

事实上，因为大汖古村的名气，一直有人慕名而来。韩国印的儿子韩军平，2010年就在村头大槐树后面的家里开起了农家乐，因为韩军平是学校保安，周六日才有时间回来，就让岳父母住在村里日常照看经营。

“我养了200只鸡，外面人来了吃的鸡肉和鸡蛋全靠它们，蔬菜也是这边地里种的，只在外面买少量的肉和调料。家里有什么，游客来了就吃什么，不能乱点菜，点了也没有。”韩军平的岳母王艳娥说，一年下来差不多有五六万元的毛收入。

今年景区开放后，国庆节时，韩双牛帮二女儿韩桂芳垒了一个大的柴火灶台，韩桂芳蒸起了米面窝窝等卖给游客。“平均下来一天能挣50块钱。”

韩桂芳的妹夫一家也在村口开了一个小卖铺。“基本上一周回来一次，主要是照顾老人，但也不能啥也不干，就开个小卖铺处理点土特产。”韩桂芳的外甥侯振东说。

路在何方？

大汖村虽然开发成了景区，且随着游客增多，回来的人可能会更多，但传统的农耕生活已经没人会继承了。

韩二旦买了一辆二手车，准备在附近跑出租。侯振东在县城有自己的事业，只会偶尔过来看看自己在大汖的小商店。

“外面挣得多，他们不回来。”武林材说，回来养活不了家，谁回来呢。“我们是因为孩子都结了婚，不用我们管了。那些在城里长起来的年轻人，即便回来，也不会种地了。”

现在大汖村里只有那些留守的老人还在种地。事实上，他们的身体已不允许他们跑到几公里外的山上去种了，只在村子周边的地方，努力地耕耘收获。原本一堰一堰、整整齐齐的梯田，重新变成了大山的荒林。

村子退了，大自然却进了。

“大庄稼不能种，谷子还可以，玉米不行了，山猪、獾子和狍子成群结队，对大庄稼祸害得厉害，甚至经常跑到村口。”王艳娥说，只有村里的老人还不识闲，在村边的沟沟坎坎种些庄稼、蔬菜。

其实，即便因为旅游火起来，村民们重新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恐怕也难以为继了。

而对于如何修复和保护那些倾倒、破败的房屋，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思路。

李帆伟曾经跟村民们谈过，试图与村民个人签订合同，将他们的房子进行租赁或购买，出资进行统一修复，被村民们拒绝了。

大汖未来的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