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5日的《人民政协报》讲述了“新加坡圣人”林文庆的故事。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是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1897—1969)，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8岁就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次茅斯附近的军医院做战地医护工作。

1925年秋，林可胜怀着发展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雄心壮志毅然归国，被聘请为协和医学院生理系的主任教授。林可胜到任后，奋发图强，锐意革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颠覆了美国同行对中国年轻教授的偏见。林可胜主要研究消化生理，着重在胃液分泌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发现并命名了一种叫“肠抑胃素”的物质，这一发现被国际上公认为一项经典性工作，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激素；他还和同事、学生进行过系统的血管中枢定位的研究，发现在延脑第四脑室的下部分别存在交感（加压）中枢和交感抑制（减压）中枢，获得了显著成绩。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林可胜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中，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然后再用阿斯匹林镇痛。就是凭着这种刻苦钻研、敢于献身的精神，他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

林可胜在协和工作的12年中，既严肃认真，又循循善诱，培养了大批医学生和青年生理学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我国的生理学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协和医学院由此成为中国生理学研究的中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可胜毅然带领年轻的中国救护人员奔赴最前线。在贵阳图云关，林可胜组织队员平整土地，修建房屋，建起了可容纳2000余人工作、生活和存储物资的房子；创设了救护总站，开办了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为军队培养了近2万名基层医疗骨干；以其声望汇集了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开展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吸引了许多国际友人来华参与医疗工作，得到海外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救护总队蓬勃发展，切实发挥了全国抗战救护中心的作用。规模最大时，救护总队有114支医疗队、3420余名医护工作人员。据档案记载，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手术20万次，敷伤900万人次，内科门诊军人248万余人，对保存和恢复抗战军队战斗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林可胜除了在救护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外，在指导战时防疫工作上也颇有建树。1939年后，林可胜就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把战时防疫作为救护总队的经常性工作。他克服了物资奇缺等困难，开办了疫苗工厂，生产了大量疫苗，供应军民之急需。他还派出医疗队到军队驻地和农村，协助设立各种防疫设施，改善环境卫生，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有效地促进了军地基层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着手组建国防医学院，把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统统编入新成立的国防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9年5月，林可胜远赴美国，再次潜心投入痛觉生理学与药理学的研究，直到1967年退休。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林可胜的生平及其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贡献了解不多。但他作为医者和科学家，历史性地推动了中国生理科学进步，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作为一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救护，有数百万伤者受益，成为中国可敬的“战地天使”。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