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基础研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未来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基础研究短板突出，呈现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单一、成果产出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特点。为此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大科学”时代下基础研究的类别定位。随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边界日趋模糊，重大工程牵引与超大型仪器设备带动特征明显，基础研究的指向并不单单局限于新理论的开发，也秉承了底层逻辑运算的重塑、关键技术原理的更迭等。对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科技、认知科学等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应当建立有组织的基础科学问题选题机制，避免重大战略任务的重复布局，根据任务特点及分类推动人才、平台、设备的跨界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探索以社会主体为代表的多元投入机制。一方面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需建立长周期、非竞争导向、滚动资助的项目导向式基础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鼓励高校、产业与科研机构等多元研究力量合作，形成跨领域、跨学科的战略性科研团队，共同申请科学研究基金。对于大型民营企业、龙头企业，鼓励其自主设立基础科学领域的大型基金，充分挖掘领军型民营企业出资潜力，重点支持高水平科技人才团队开展原创性、探索性研究。此外，督促各地政府对当地原创的基础性科技研发项目摸底，筛选出具有较大潜力的重点项目。扩大基础研究相关基金与项目资助开放范围，形成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应用基础研究而言，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科学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对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特定领域方向给予长周期支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同国家、地方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企业创新联合基金，探索产业关键基础技术的问题清单，重视应用基础研究的商品导向。

加快构筑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基础研究的科研组织模式革新。一方面，布局国家实验室，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建设与培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创新国家实验室的组织架构、资源统筹与管理体系，搭建学科跨度大、宽松适度的执行框架。加强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深化创新联合体建设，推动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依托于围绕重点技术领域建立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扁平化链接各地区基础科研资源。分布式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引进与使用高端仪器设备，加强与国际主流科学计划的战略性合作。

《 人民政协报 》 （ 2023年09月09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