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70多名会员于当晚在中苏文化协会楼上的客厅里举办“纪念屈原晚会”。会上有人提议把端午节定为中国的诗人节，得到大家热烈响应，达成共识：现在以“文协”的名义，向国内推广宣传，待下年端午节举行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

诗人节轰动重庆文艺界

1941年端午节前，为办好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文协”组织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他们联系各界人士撰写纪念文章，又与重庆各大报刊协调出版宣传诗人节的专版。

老舍组织几名会员参与起草了《诗人节缘起》一文，经郭沫若修正后，在端午节之前印刷出来，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文中把纪念屈原与当前抗战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弘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投身到反对侵略的伟大抗战中去。

为营造纪念诗人节的舆论氛围，《新华日报》于1941年5月30日开辟了专版。郭沫若在《蒲剑·龙船·鲤帜》一文中写道：“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他呼吁道：“敢于改端午节为‘诗人节’的诗人们，多多努力吧！”

1941年5月30日晚7时，“文协”在中法比瑞同学会的礼堂举行晚会，庆祝第一届诗人节。于右任、郭沫若、阳瀚笙、老舍等200余人参加会议。推举于右任为大会主席。《中央日报》描写道：“晚会的主席于院长右任，前胸飘拂着银色的长髯，更象征着一种深远高远的诗境。于院长在开会词中，提到屈原的诗歌，充分描写了祖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祖国的一草一木都是香的，我们值得为他而死。——刚说到这里，忽然礼堂内电灯熄了，于院长雄迈的声音在黑暗中抖动着。他激昂地说，现代的诗人也是伟大的战士。我们纪念屈原，我们也同时取法屈原爱国忧民的志愿和精神。接着便是一阵暴雨似的掌声，表示听众们对于于院长的同感。会场中马上又点燃了很多红烛。如此，诗意更浓了。”

老舍向大家报告了诗人节筹备经过。郭沫若以历史研究专家的身份讲述了屈原的生平，他将屈原之死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安娥朗诵了于右任的《诗人节》，常任侠朗诵了屈原名作《国殇》，老舍、高兰、易君左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作，李嘉独唱了马思聪作曲的屈原诗作《云中君》，全体人员合唱方殷作词、王云阶谱曲的《汨罗江上》。

驻重庆的各大报纸都对第一届诗人节作了浓墨重彩的宣传。

诗人节的影响

1942年6月18日，第二届诗人节恰逢苏联文豪高尔基逝世6周年，“文协”、中苏文化协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等11家文化团体，联合在中苏文协礼堂举行纪念晚会。孙科、于右任、郭沫若、王昆仑、曹靖华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代表米克拉夫斯基等300余人参加。

6月20日下午5时，延安诗会和文化俱乐部在文化俱乐部凉亭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屈原、高尔基、瞿秋白，到会百余人。艾青说明纪念中国伟大诗人屈原、国际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及近代中国文艺理论家、革命家瞿秋白的意义，陆定一作关于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告，萧三作高尔基是怎样被托派害死的报告，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朗诵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第四、第五幕。

1945年6月14日，第五届诗人节。晚上，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文艺界抗战协会昆明分会等16个团体联合举办了诗人节纪念晚会，姜亮夫、闻一多先后作专题演讲，闻一多称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1946年6月4日，迎来了第六届诗人节，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与自由成为这一届诗人节的主题。当晚8时，重庆文协和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举办了诗人节茶会。沙丁、艾芜、靳以等100余人参加。臧克家主持，指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沉闷、艰苦、激动与希望，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人民8年来的现实生活，并着重指出诗人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歌手。这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柳倩《新诗的道路》、臧云远《第六个诗人节》等文章。

1961年端午节，时任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赋诗《诗人节寄老诗人于髯》：“梅子黄时百草肥，故园花木锦成围，台澎一水盈盈隔，为问王孙归不归。”这是对支持诗人节纪念活动的于右任先生的殷殷期盼！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咏叹中去世。

（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