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盛涛

近日，由中制智库理事长、新望博士撰写的专著《关键时刻：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上市。在全球产业链大重构和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关键时刻，新望博士围绕中国制造业当前的挑战及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与案例，可谓正逢其时。

夯实制造业根基需要一批隐形冠军企业

新望博士曾在苏南一线调研乡镇企业，长期从事制造业的研究工作，还兼任工信部“十五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全国工商联高端装备制造与仪器仪表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等职务，其主理的中制智库虽是民间智库，但已是工信智库联盟成员之一，并被认定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得益于民间智库的身份，新望博士和他的团队在过去几年里接触并服务了大量中小制造业企业，对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有着独到观察与理解。

新望书中详细梳理了中国制造业如何从小到大，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历程。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全球阵营化的影响，以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动，中国制造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书中重点阐述了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之下专精特新战略将如何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也提供了鲜活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对隐形冠军的定义是指那些在特定细分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通常在全球市场占有较大份额，在相应产业链占据关键位置。中国过去几年的实践表明，优质的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在我国产业链、产业块的形成和竞争力、安全性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可以依靠发达高效的全球供应链，着重于装配制造、集成制造，但当全球化让位于阵营化，效率原则让位于安全原则，市场竞争让位于国家竞争，工业的基础部分以及关键部分的缺陷就会放大，甚至被武器化。新望在书中指出，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具备市场细分、独门绝技、全球布局和自主品牌等多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能够更好地应对科技脱钩带来的挑战。根据作者对东南沿海大量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观察，新望博士总结出中国版隐形冠军“四个专”的特质：产品专用、市场专业、企业专注、企业家是专家。

中国制造业如果不能完成从规模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转变，如果长期居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批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是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基础支撑，产业政策应为这些未来的隐形冠军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从而带动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望书中具体论述到，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大政策。通过引进外资、技术转让和建立经济特区，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最初的市场换技术策略，中国成功引进大量先进技术，并逐步实现了本土化和自主创新，如汽车、电脑、手机等。通过逆向研发，低成本模仿，然后滚雪球发展，不断创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海外，这种模式在电子制造、盾构机、高铁等领域表现尤为显著；通过加入国际市场与全球贸易，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基地和枢纽。入世的第十年即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把“世界工厂”的帽子从美国那里戴到了自己头上。尽管面临国际市场变化和贸易摩擦的挑战，中国依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拓展新兴市场，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在制造业初期发展阶段，在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要素方面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数字基建，包括交通、电力和通信以及先进的移动互联终端，确保了制造业主体的高效运转和快速发展；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培养，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工程师、技术工人，这些高素质的人才为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三，完整和有韧性的产业链以及持续升级的能力。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大的产品种类，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到成品制造和销售，均形成了较完备的制造体系。尤其民营中小制造业企业顽强的生命力，赋予供应链、产业链巨大韧性。这种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来华设厂。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逐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和高技术含量的智能制造，从“旧三样”到“新三样”，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轨道交通等现代制造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过去四十年，中国制造成就了中国奇迹，经验十分可贵。世界工厂地位来之不易，要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就要珍惜已有的经验，并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新望认为，正是上述优势的存在，十年之内，世界工厂的帽子不会从中国转移出去，不会转移到东南亚，也不会转移到北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已经形成100多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这些集群根植于本土，经过了漫长的自然成长过程，已经很难被轻易转移出去。

制造业从“卷”到不“卷”需要一个过程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大国博弈，科技脱钩逐渐成为中国制造业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凭借产业链上游核心技术，对中国高端制造“卡脖子”，并陆续回归本土。其实，中国政府对此早有预案。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部署，我国制定了十大重点领域关键技术进展路线图，按“差距大”、“差距巨大”分门别类发起补短板行动，并且每两年发布一次进展情况，这项工作效果明显。目前除高制程芯片、大飞机发动机等个别领域的关键性技术，“卡脖子”问题已经得到缓解。

对于解决“卡脖子”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新望提醒，对举国体制不宜过于依赖。政府补贴等相关产业政策在市场早期阶段，特别是针对出口市场，刺激了大量经营主体进入，推动了行业发展，效果明显。例如，电动车行业在政府补贴的刺激下，许多非电动汽车企业也进入了这一市场，出现了竞争激烈、换道超车的现象。但同时，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补贴也导致市场价格被扭曲，真实需求被掩盖。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政府补贴带来成本优势，能够以低于欧美市场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迅速占领市场份额。然而，这也可能导致贸易摩擦，进口国可能会以破坏公平竞争为由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削弱中国商品的成本优势，导致出口受阻，并引发产能过剩。

当然，这里也的确有一个“制造大国的两难之境”。什么意思呢？因为超大的产能，中国生产什么，全球就过剩什么，就降价，如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中国需求什么，全球就稀缺什么，就涨价，如生产锂电池所需的锂矿。全球市场是有边界的，中国的超大产能容易达到这个边界。加之欧美贸易壁垒，全球市场变成了半球市场，市场容量更小了。现在，大部分的“新三样”厂家面临无利可图或者亏损状态。中国制造业之所以普遍出现“卷”的状态，就是这个“制造大国的两难之境”所致。“新三样”在早期有超额利润，但随着全球市场的饱和及行业出清，未来，超额利润会逐步变成平均利润。就像“老三样”一样，头部企业占据全球市场占有较大份额，获得行业平均利润，市场逐步进入良性竞争。

从长远来看，如果内需相对疲软，居民消费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需要改变。启动内需，提振消费，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打通内循环与外循环，中国制造才能实现更加平衡和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