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阻不断人与人的相遇相知；

岁月，见证着道与道的互通互勉。

玉带丝路，春华秋实。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正式实施的第十个年头。

十年间，路相通，心相近，梦相连。“一带一路”宛如一条神奇的纽带，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串起共建国家的共同命运，托起当地民众的发展梦想，铺就一条深化创新合作、书写共赢故事的康庄大道。

这是国际交流的向深。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求解全球性发展难题。

这是文明形态的焕新。筑就有形的联通桥梁，也重塑无形的思维方式。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传承力量，道教界如何深学细悟、一体领会“两把钥匙”论述的要义，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关键在于以“健康”这门“世界语”，讲好“道医”这门“中文课”，减少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隔阂。其间，既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美美与共，也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式古代化、中国式未来化的朴素逻辑。

一、 固本培元，健康中国，认识“中国处方”的大智慧

在跨文化交流中，“排异反应”普遍存在。要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一定要找准发力点，打好组合拳。而“健康”这一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无疑是跨国、跨界、跨代交流的“橄榄枝”。

对此，《道德经》早有反问“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西方社会的医学界人士也撰文表示：不仅患者对媒体登载的健康信息如饥似渴，即便是正常人，对媒体上发布的医学信息也比其他内容感兴趣得多。

这些，均为我们在新时代用好“中医药学”这把钥匙，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道医，作为中医药文化苑中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具有健康传播与实践的突出优势。

无论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还是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抑或是“博通群书，潜乐道术”被誉为“医圣”的汉代名家张仲景、被誉为“药王”的唐代医学家孙思邈道长，等等，均与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也正是受东晋道长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启发，才分离出有效抗疟成分青蒿素。甚至，192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细菌学家查尔斯的成就——发现斑疹伤害的传染源是虱子，葛洪早在1600多年前便有记述。而葛洪道长更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诊治天花、恙虫病的医生。

可以说，在几千年的生动实践中，道医不仅凭实力、靠疗效，把治病救人作为力学笃行的善行追求，还在养生、药学、哲学等方面为中华文明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知者明。对于这样的文化富矿，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珍视善待，进行抢救性地保护与挖掘，而不是妄自菲薄、有眼不识荆山玉，甚至任他人拿着哈哈镜对其妖魔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孤芳自赏、沉迷于老祖宗的传家宝，拿着放大镜夸自己，而是要去芜存菁、与时俱进地将其继承好、研究好、发展好、利用好，助力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打破“有理讲不出、讲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三大瓶颈。

这便要求我们固本培元，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善于以事实说话，于“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摘掉西方敌对势力的有色眼镜，洗去“汉服唐装”上不应有的“西方体味”，摆脱“他塑”，力主“自塑”，正本清源地讲好“中国式古代化”，让被误读的中国历史文化“站起来”，冲破美国学者萨义德在《东方学》题记中强调的东方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藩篱。

而这也正是我们深入挖掘人类健康的中国之道，以健康的“中国处方”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之基。

二、 肝胆相照，健康朋友圈，唱响“中国处方”的交响乐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共建国家齐奏的交响乐。

“中国处方”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走出去，更有美美与共地迎进来。

上善若水，善利万物。

十年间，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全面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朋友圈日益壮大，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守望相助、携手同行。

仅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一系列的跨国医疗合作便开展得如火如荼，让沿线国家的民众求医问药更有“医”靠，健康保障更加牢靠。

其间，我们道教界同仁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走上国际舞台，让更多的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见证了道医的博大精深。以海南省道教协会和海南玉蟾宫为例，我们不仅多次邀请“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首届国医大师”之一的李济仁、“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张士卿等知名中医、道医，到海南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举办道医文化高峰论坛等，还多次组织中医、道医专家，到老挝、缅甸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交流，进行义诊，开展培训，助力彼此之间加深了解、加强认同，让共建成果惠及民众。

实际上，中医药事业自古就注重“内外兼修”，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以开放创新的姿态不断发展，与世界其他医学相互借鉴、携手并进的。

即一方面，中医药学在古人长期的交往中，影响着世界，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如原产我国、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等功效的大黄等药材，早在东汉时期，就通过古丝绸之路销往西亚、欧洲，之后又销往非洲，当起了“健康使者”；中世纪时的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在其《医典》中不仅记录了不少中药材及使用方法，还介绍了一些与中医颇有渊源的诊疗方法，等等。

另一方面，印度、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医药学知识和药材，也陆续传入我国，并为我所用，如大家熟知的我国四大南药中的槟榔，便是从马来西亚等地传入的。而大唐时期由印度传入我国的治疗白内障的手术，更引得诗豪刘禹锡吟诗称赞。这些药材和诊疗技术，不仅丰富了我国药材的品种、促进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发展，也给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注入了创新活力。

大道同行天地宽。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兼修”中，中华传统医学既帮助了他人，也升华了自我。

这种肝胆相照、美美与共，也向世界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舱”，用民间外交的方式，彰显了我们的和平发展之道，夯实了民心民意的根基。

而这也正是我们深入挖掘传统医学智慧，以“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的“中国处方”，把我们的朋友圈做得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逻辑与时代表达。

三、 辨证论治，健康世界，开好“中国处方”的群英会

国际社会，不是哪个国家的一言堂，而是各国人民的群英会。

“中国处方”，也不仅仅关切现实，更以宏观视野关切未来。

今日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之人民，对于健康发展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

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传统医学自古就被认为是“生生之学”，有着丰富的医学文化和哲学内涵。“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同时，“上医医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等观点也受到高度重视，中医药理论也在治国理政中广泛运用。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对于常怀济世利人之心、常行护国爱民之举的道教而言，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更应以集成创新思维，深入挖掘道医智慧，通过文化交流，服务国家战略，献策全球治理。

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已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医药也已在196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依托6000余万华侨华人的力量，以健康为“立交桥”，以央企为领跑者，在海外共商共建共享中医学院、中医院，并像带动非洲农民种植橡胶脱贫致富一样，把中药种植列入助推非洲农业现代化等项目，因地制宜地建设中医药制品加工生产基地，促进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在当地开花结果，全方位提升“中国处方”的疗效与影响。

于我们南宗道教而言，就可以充分发挥在东南亚的“神缘”优势，在道医学院、道医院建设上先行先试，在变局中围绕大局开新局，为用“中国处方”服务世界，健之康之，打造出一片高质量的试验田；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中国式未来化”，打开一扇展示窗。

而这也正是我们深入挖掘传统医学智慧，以中正平和的“中国处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逻辑与朴素表达。

最后，我想以习近平主席在《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一文中引用的《道德经》所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来与道教界的同仁共勉。这既是久久为功的目标，也是风雨无阻的行动。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健康之道勇毅前行！（作者系第八届海南省政协常委  陆文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