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一小”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中共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人口特征，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之首。

作为以人口资源为主界别之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农工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论述，自2018年起连年专门召开会议研讨人口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联系界别优势，推动学术研究和建言资政有机融合，为推动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时间来到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9月4日-6日，由农工党中央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如期召开。会议以“发展银发经济，完善生育支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通过搭建交流平台，汇集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农工党党员智力，在我国人口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同心守护“一老一小”。

■积极应对老龄化 银发经济离不开银发族参与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全球已在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所占人口比重逐年递增，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应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建军在主旨发言中说，“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和发展趋势，国际社会对于老龄化观念也是经历了从消极到主动、再到积极的转变过程。”

医疗费用的上涨，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显性问题之一。农工党中央乡村振兴发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贵州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项凯标举例道，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41～80岁之间，其中又以61～80岁的患者最多。其中，在3940例病例中诊疗费用介于千元至万元间的占了2485例。“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都在逐年增加，但支出的增长速度略快，需关注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和老龄人口增长给医保体系带来的压力。”

除医疗需求增加外，老龄化问题还给社会经济带来如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等诸多挑战。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对高质量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也催生了新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

农工党江苏省委会人口资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亚菁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介绍，无锡推动“被动养老”转向“主动适老”，在产业集聚方面，重点发展银发医用健康产业、银发美丽抗衰产业、银发智慧康养产业，鼓励引进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项目。“但老年人康复保健业、老年人生活用品制造与营销业、涉老服务人力资源开发业等三大行业仍有较大潜在发展空间。”

发展新时代银发经济，离不开广大银发族的积极参与。“以往我们普遍认为，只有经济领域的就业才是社会参与，忽视了老年人在社会公益和家庭领域的贡献。”王建军认为，当下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的老年人与日俱增，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和照顾“一老一小”的老年人更为普遍，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父母现象越来越多。“承认老年人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建设领域的贡献，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如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无偿照顾，分担了社会照顾成本，缓解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若没有老人照顾小孩，我们的整体生育率可能还要降低。”

“目前，我国老年人资源开发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经济领域即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二是公益领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三是家庭领域即从事家务和照顾服务。”王建军在会上表示，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式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改革退休制度，推进老有所为，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这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均衡，重点是发展。王建军建议，应进一步健全老年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为老年人搭建发挥作用的多元服务平台和载体，尽快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配套行政法规，保障老年人劳动者的劳动参与权利。“针对目前缺乏老年职业技能培训问题，进一步提升老年人职业转换能力，协助老年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少子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同时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也是老龄化的“加速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发言中说，“在过去200多年里，中国是人口增长倍数最低的国家。据专家测算，与1800年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增长了3.4倍，而世界人口增长了7.6倍，中国人口增长倍数比其他大陆和国家低，甚至低于欧洲（4.3倍）；展望2100年，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由于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规模预计是1800年的1.9倍，而全球人口则是1800年的10.7倍，日本是3.1倍，欧洲是4.1倍，北美增长将近百倍，非洲和拉美都超过30倍，中国人口增长的倍数还是最低的。”他通过“对前后300年中国和世界人口发展走向和趋势数据分析”，解读了当前我国提高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以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的紧迫性。

“出生人口数量是决定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变化的关键要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角度谈到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在他看来，长期的极低生育率则会导致人口生命系统的失衡。“极低生育率对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快速减少、人口持续高度老龄化、对人口生命支持系统的冲击等方面。”

“‘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十四五’时期还在进一步减少。”农工党中央人口均衡发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徐丛剑认为，人口负增长将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同时还将进一步面临育龄妇女比例长期呈下降趋势、结婚和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平均初婚年龄上升等问题。“经济发展对出生率产生深刻影响，城市化发展加剧人口流动，大家庭裂分成小家庭，更加注重生活、养育质量，少生优生将进一步成为主流观念。经济下行和养育子女的综合成本过高同样制约了生育潜能释放。女性怀孕期、生育期的鼓励支持政策尚需进一步优化、就业竞争压力依然较大也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

如何助力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让更多家庭“敢生”“想生”“能生”？徐丛剑认为，一段时间内，我国强调晚婚晚育，婚育年龄不断向后延迟。目前应多加强调适龄婚育，鼓励年轻人在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情。他建议尊重和激励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包括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配套支持，这些配套支持政策之间相互关联和协作，为育龄家庭提供资金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文化与法律支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童玉芬表示，积极生育支持的就业配套政策是以帮助生育家庭平衡工作和育儿、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影响、创造生育友好就业环境为措施导向，以提振生育率、提升家庭福祉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一揽子政策。

“就业配套支持政策具体包括生育休假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就业环境、女职工生育后返岗培训、妇女就业权益保护四大类。我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出台了若干相关的政策文件，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围绕就业配套支持政策构建完整的政策法律体系、制定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明确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完善育龄女职工就业权益保护机制。”童玉芬说。

“当前母婴护理行业存在收费普遍偏高、护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这一行业亟须进一步监管和规范。”农工党中央人口均衡发展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潘昕认为，近年随着新生儿出生数量逐年下降，部分医院正面临分娩量下降带来的相关科室人员富余问题。“如果能将产科工作内容延伸到产后护理，有望减少产科医生、护士的人才流失。通过公立医院创建普惠月子中心，产后康复期间费用同步纳入医保，可在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和生育负担的同时，进一步让医护结合助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