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浙江省人大代表。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民盟广西省支部主要负责人，民盟浙江省支部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委，民盟浙江省委第一届副主委。

宋云彬“知北游”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了“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接受中共邀请。此后，在中共的周密组织安排下，分不同批次，走不同线路，共同奔赴解放区，与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1949年2月28日，宋云彬与叶圣陶等二十七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秘密登上轮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

他们乘坐的是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登船前他们改穿短装，打扮成船上工作人员的样子。宋云彬等一行人上了小艇后，两名警察跃下汽艇，直奔到宋云彬面前，打开手电，对着宋的面庞一照再照。宋云彬口衔烟斗，徐徐吸之，强作镇静。两名军警打开宋云彬随身布袋，细细检视。军警查不出什么机密东西来，就不再盘查。跟在后面的叶圣陶、郑振铎等几位，见有警士下船检查，不敢轻易上汽艇，在岸上观察形势变化。

原来这两位警察看到这几人服装不合身份，而且神色有点不大对头，起了疑心，以为他们是走私或别有图谋之人。幸亏检查了也未发现什么，也就不再盘查。两名军警离开。于是宋云彬和岸上的几位也一一上了汽艇，然后登上了华中轮。

第二天清晨，共产党员李实前来送别，告知大家，此一次上北京的共有二十七人，但按规定只能搭乘十二人，宋云彬等人不能作搭客，只能自称为轮上职员和押运商货的。万一香港派人员检查，也要自称为船员、押货员。

（从香港回解放区的船上留影。中排左起：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后排左起：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絅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下午一时许，轮船启碇。微有风浪，船体颠荡。宋云彬有点晕船。夜晚，他时睡时醒，很不安适。第二天，又发现一只白色军舰，紧随客轮并行，并向客轮打旗语。宋云彬怀疑军警在跟踪，但心情非常安定。宋云彬登楼遥望，只见海天相随，海风吹面。他口衔烟斗，心如潮水。那艘军舰，相随了一段，也就离开了。

船上，他们举办晚会，唱昆曲，吟诗歌，开讨论会，非常充实。叶圣陶出了一个谜，让大家结合这次行程，打庄子的一篇文章的篇名。宋云彬猜中，他说是庄子的《知北游》，意思是他们这批知识分子往北京靠近。到了第十八日，他们才辗转来到北京。叶剑英、李维汉、郭沫若、马夷初、沈钧儒等约二十余人均在车站迎接。

三月二十五日五时许，毛主席接见宋云彬这批知识分子。

民主人士奔向北京，都经历了这番惊险曲折的历程，所幸最终都胜利回归到祖国怀抱。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宋云彬编审新中国语文教材

新中国成立前，宋云彬在开明书店工作近十年，除了整理出版朱起凤的语言学工具书《辞海》，精力主要投放在中小学生语文和历史教材的编著与出版上，在教材编写和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7年初，宋云彬赴香港，在香港文化供应社任总编，并于当年受邀在达德学院任教职，同时应胡愈之的邀请，为东南亚华侨学校的学生编写中文教材。宋云彬在教材编写方面已享有盛誉。

1948年4月，中共发布“五一”口号，远在香港的宋云彬和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号召，悄悄回到祖国。此时，宋云彬心中已有明确的打算，要干自己的老本行，为新中国的教材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3月，宋云彬和叶圣陶等一批老战友同期回到北京。4月，即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这个临时机构，代行中央政府教育部的责职，宋云彬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语文组组长。由于秋季（9月）开学，急需为解放区的中小学生提供一套完整的教材，任务非常繁重。宋云彬和同事们一方面对华北解放区的旧教材进行筛选，改编，另一方面他执笔编写新教材。对于这位资深的老编辑来讲，编写课文本是驾轻就熟的活，但解放区的教材需要体现人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因而也是巨大的挑战。他和语文组的几位编审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反复磋商，几易其稿，终于赶在秋季开学前，出版了《新编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三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宋云彬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会时，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宋云彬任编审局第一处处长。他主持编写出版了《新编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二、四册，主持选编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这套课本是我国最早使用“语文”字样的教科书。

宋云彬从事新中国语文教材编审的时间前后仅三年，但作为一位资深的语文教材编审专家，他为新中国语文教育作出了奠基之功，其功泽润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