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4日，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邀请，李大钊就女权运动发表讲演。期间，发生了“二七”大罢工，他立即表明态度，站在罢工工人一边，并与支持军阀的老同学决裂。

宣讲女权运动

据《董必武年谱》记载：1923年2月下旬，董必武邀请李大钊到武汉中学和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组织的寒假讲演会上，讲演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问题。

1923年2月3日出版的《江声日刊》（421号）记载，2月2日午前11时至12时，由李守常（李大钊）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一讲）；2月3日午前10时至11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二讲）；2月4日午前10时至11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等师范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三讲）。

2月2日李汉俊和赵春珊等学生在高师教务主任室，李大钊找赵同学等四名学生询问了郑州方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有关情况。2月4日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邀请，李大钊就女权运动发表讲演。

李大钊称有四种妇女运动者：一曰宗教的、二曰母权的、三曰女权的、四曰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他强调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主张确在男女两性都不处于压迫与被压迫之地位。指出：中国现在切须注重者，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紧固团体，以为将来实际竞争之着手。他以国外为例，“美国妇女运动之能全收实效者，第一优点，即能与男子同负社会之责任。欧战发生后，奥国女子，每当男子临战之际，凡国内有何公益团体之发生，必乘机参加，甚至驰赴临战地境，救护伤军，对于国家所尽之责任既大，功劳既高，以故所得权利亦最高。”

李大钊的讲演结论是：“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哪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能如是，方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恢复民权。能如是，则今之为女权运动者，始得曰成功！”第二天他继续讲演女权运动问题。

与支持军阀的老同学决裂

行前，中共北方区委召集会议，总结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教训，决定今后斗争方向。罗章龙史稿《回忆“二七”大罢工》中记载：“在1923年1月的区委会议上，守常同志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由文虎负责。’”

2月4日，京汉铁路1200多公里沿线两万余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自由、争人权举行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

2月7日，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在江岸，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江岸、涞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狱中的有4人。罢工工人40多人被捕，逾千人遭开除。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壮烈牺牲。

得知“二七”惨案的消息后，李大钊心如刀割、悲愤交加，他的“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以前更黑了”。李大钊对吴佩孚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整个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他十分愤恨地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完全一样，我们以前接受了白坚武（吴佩孚的政治顾问、李大钊的老同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

李大钊写信怒斥白坚武，表示断绝关系，不再有任何来往，把这个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的帮凶视为路人。

（作者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