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全新视野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深刻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即日起，本报理论研究版将刊发系列访谈，约请部分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学理层面研究阐释，交流心得体会，进一步全面学习领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贡献，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

——编者

嘉 宾

刘 伟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

李 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慧峰

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记者：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创新发展？

刘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能动过程中的劳动生产力，是由各种生产要素集成组合的系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量和质的统一。量的方面，即指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投入生产的数量和比例关系，质的方面，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要素本身效率的提升和要素组合形成的结构效率增进。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强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关键是质优。生产力的质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作为生产力内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指在生产力的各类要素量的构成上，科技作为独立的组成部分，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并列成为新的一类要素，而是指科技在生产力的各类要素质的规定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全面深刻影响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质的禀赋基础上，改变各类要素组合方式，影响生产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

记者：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请您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路径和方式等方面详细阐释一下。

刘守英：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最终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进步的一般规律，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是衡量和判断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推进和评价改革的重要标准。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根本在于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新质生产力理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求，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要求，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进一步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强调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系统性观点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一个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变革、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变化，由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变革，使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组合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从个别企业创新扩展，进而推动产业革命深化和产业结构演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质态提升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历次工业革命是生产力质变的集中体现，工业革命涌现出的新的技术体系和革新会给生产的组织形式带来质变。经过机械化革命和电气化革命两次工业革命后，我们迎来了又一次工业革命——信息化革命，主要的技术变革表现在半导体、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变革结合模块化与集成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基于弹性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重塑了国际分工格局。

“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回应，是以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手段，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为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跃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形成逻辑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赋能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在内的生产要素，并改变这些要素的能级，进而使其组合发生变化，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新的生产函数构建，即实现企业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并带来超额利润。对更高利润的追求和市场竞争会造成技术的扩散，带来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产业变革和产业结构演进是生产力质态演变在经济发展上的集中体现，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国民经济的质态。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信息化、数字化，本质上强调的都是生产力质态演变形成的产业结构特征的不同。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本质体现于经济结构规定的质态。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关键在于提升经济质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路径和方式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的重要发展。

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唯物史观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认识

记者：经典理论都有其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我们该如何理解其内涵？

李琼：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社会历史一般过程的性质和内在规律。这一原理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研究探索后形成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提炼出“经济基础”范畴，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科学阐释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联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涵，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教、国家、法律、道德、艺术等概括为上层建筑，并将上层建筑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国家等），另一类是观念的上层建筑（宗教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变化，物质生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系统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性应用与发展。那么，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在哪里？

刘伟：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概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又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前提。这一矛盾的始终存在，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由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正是“一定要适应”规律的生动表现。这就需要我们在认识生产力发展规律与要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完善生产关系，积极主动进行变革。并且，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在历史过程中动态实现的，由此形成社会生产方式演变趋势的客观规律性和具体路径形态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如实地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严格地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要使具体的生产关系适应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就要在生产关系大体统一的前提下采取多样的具体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形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或者是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化；或者是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冲破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束缚，进而解放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坚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理，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而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核心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记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核心问题。

刘伟：是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根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化的时代特征，并根据其对生产关系改革和完善提出的新的历史要求，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创生产力发展文明和相应制度文明的新形态。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客观上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点地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到党的十八大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再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重点。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您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刘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才可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能消极、被动地被决定，而是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在制度创新上，突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同时，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在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同时，系统协调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这不仅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迫切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

（齐昊、李直、陈伟凯等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