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洪流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普通人，他们与共和国同龄，籍贯都是台湾省，他们的父辈或在抗日战争时期或在解放战争时期带着救国图存的信念，以各种方式辗转来到祖国大陆，加入为新中国成立的奋斗中。与新中国同龄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基因中就带着父辈的爱国情怀，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他们以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投入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本期继续刊载这群普通却又不普通的群体故事。——编者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带着扎根祖国的愿景，从当时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的台湾辗转来到武汉。1949年，我出生在武汉，从小也成长在武汉。直到15岁时，我踏上了去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火车，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燃烧青春，磨砺意志。作为一名话剧演员，我追求艺术梦想的步伐从未停歇，不断攀登更广阔的人生舞台。这是我的家国故事，正如我的名字“洪流”一样，真正化作了一股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洪流，汇入祖国发展的浪潮。

▶▶▶扎根大陆

回想起儿时，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我们一家人在武汉的生活。那时，我父亲是汉口地区小有名气的儿科大夫。

父亲来祖国大陆前，在台湾求学时主修的是医学。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跟随我的祖父母和整个家族，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来到汉口，他们渴望回归祖国并扎根祖国。然而不久后，1944年汉口大轰炸的阴霾笼罩而来，一家人只能躲避到武汉青山的郊区农村。在那里，父亲遇到了当时在街道医院工作的母亲。

汉口大轰炸让祖父母又不得不决定带着家人返回台湾，而父亲则选择独自留在大陆，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与家人便失去了联系。

父亲最初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那时，许多台胞家庭生活艰难，孩子一有头疼脑热什么的，便会前来找我父亲看病。我父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经常免费为患者看病和开药。后来，他调到了武汉市第二医院，继续担任儿科医生。

1964年，我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次回家探亲时，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对母女。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是父亲的病人。我母亲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们家很穷，孩子又病得很重，没钱住院，就接到家里住了。”

我仍记得小女孩的名字叫“米贵”，或许从这个名字中，便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物资的匮乏，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父母的乐善好施。

一段时间后，经过我父母的精心治疗和照护，米贵的病终于好了，她和她的母亲回了家。但从那以后，逢年过节，米贵和她的母亲总会挑着担子，给我们家送来一些农村特产。

台湾是父亲遥望的故乡，虽然已在武汉成家立业，但台北的亲人和故居老宅还总是出现在父亲的梦里。那时候，父亲每个月都会组织十余位在武汉生活的台湾老乡来家里一聚，一起拉小提琴、弹手风琴，一起唱歌、喝酒，场面热闹非凡。幼小的我总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但在懵懂中能感受到他们对故乡的那份深切思念。

1982年，我的两个叔叔从台湾辗转香港，来到武汉寻找父亲。然而，长期受胆结石困扰的父亲已于1981年去世。那年他62岁，带着对台湾家人的惦念，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脱胎换骨的兵团战士

我家里有兄妹5人，我排行老二。

从小我就喜好文艺，热爱唱歌跳舞，又有表现力。小学四年级时，我曾代表我所就读的一元路小学参加武汉市的朗诵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初中毕业后，我渴望继续从事文艺活动，于是报考了几家武汉的艺术团体。尽管我的业务考试都顺利通过了，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也让我体会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我是个不服输的人。

那时候，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决定投身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自己的筋骨，于是自愿报名去新疆，被特招进了文工团。

15岁的我就这样离开家，踏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那一路，6天6夜，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我是一路歌唱到的新疆。

尽管看到了眼前的冰天雪地和荒凉戈壁，但我的热情没被浇熄。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政治部文工团一待就是7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脱胎换骨的7年。

刚到兵团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名字“洪流”，正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自己取得。我原名洪咪咪，一听就是父母宠在手心的小姑娘，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一看这名字就是一名带着烙印的“资产阶级大小姐”。于是，我为自己改名为洪流，意思就是要做投身革命熔炉锻造的一股洪流。

文工团的工作是唱歌、跳舞、演戏一把抓。舞台上，我扮演勤劳勇敢的“小卓嘎”；舞台下，我是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青年。

兵团的日子很艰苦，劳动锻炼要求我们每天凌晨4:00就起床跑操，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往戈壁滩的工地。当时我年龄最小，跟在单位的一位哥哥和一位姐姐的身后，有时候走在路上都会打瞌睡。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3个人一组开始打土坯。先要挖土和泥浆，把泥浆甩进模具里，用铁丝将其抹平，再把模具端到一边，“啪”一下扣在戈壁的沙地上，待其晒干后便成了一块硬实的土坯。

然而，这一块块重约4斤的土坯对我来说还是太沉了。为了将土坯运到另一边，我不得不跪在地上移动，再将其放下。一天一个组要打1000多块这样的土坯，纵使我是跪着走，但我们组在数量上依然是全文工团第一。

从制作土坯、烧砖，一直到用土坯建造出6栋房子，我们住上了自己盖的宿舍，这个中艰辛，一言难尽。至今，我的两个膝盖都因此受到影响。

从兵团回武汉探亲时，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中睡得正沉，母亲就静静坐在床边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啪嗒‌落在我脸上，把我弄醒了。那一刻，母爱无言，我知道母亲心疼我，但她也觉得她的女儿长大了。

回首这段经历，我们所有的支边青年、革命青年都把兵团当家，于我而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兵团精神的传承弘扬塑造了我，也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这份从无到有的青春热血永远铭刻在我心里，让我受益终身。

▶▶▶奔向更大的人生舞台

我这一辈子很执着，源于父母对我的教诲——要认真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而我热爱艺术，也一直渴望登上更大的舞台。

有一天，我在兵团的广播匣子里听到了朱逢博唱的《白毛女》。那一刻，我觉得天地仿佛都在旋转，惊讶原来音乐和戏剧的表现力竟然能如此震撼，它令我在戈壁滩这样封闭的环境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此时的我更加坚定，我一定要努力成为广播匣子里那样的演员。

1971年，我离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到了河南省平顶山市文工团。

因为之前没有接受过艺术学校专业训练，我深知自己的基础相对薄弱。然而，凭借着在兵团文工团舞台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台下的刻苦练习，我敢于尝试各种角色。闲暇时，我不断学习，阅读了大量书籍，逐渐提升文学修养，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每个角色的演绎。

在平顶山市文工团的8年，我从一名普通话剧演员到成长为话剧队副队长，又逐渐成长为平顶山市妇联常委。

1977年，那个春天，我到北京观摩学习，被北京的文艺氛围深深感染。那时候国家的剧院人才紧缺，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来北京报考，我也开始认真学习，准备进军国家级剧院。

通过笔试，面试层层筛选，1978年，29岁的我成功被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录取。

登上了更大的舞台，也面临着更严格的要求。最开始，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剧中扮演冬妮娅一角，这是一场大戏，冬妮娅又是关键一角。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演得出彩。在一次次的反复推敲和打磨中我努力抓住每一个细节，虽然过程充满挑战，但好在取得了不错的演出成绩。

1983年，我很荣幸地加入了台盟，后来也成为了台联的青年骨干。

两岸交流大门打开后，全国台联组织的首届两岸精英妇女代表团前往台湾交流活动中，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代表团包括10位女市长和10位台胞女精英，虽然我自认为自己并不能称得上是精英，但依然感到无比荣幸。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代表团每到一处都会围绕妇女风采展开演讲，两岸的女代表们才华横溢、各有风采。当时，很多台湾人对大陆不甚了解，我们作为大陆女性代表展露的才华也让台湾同胞深感钦佩。

这次赴台交流，也是祖籍台湾省的我第一次真正“回家”，见到了远在台北的亲人，也看到了父亲日思夜想的老宅，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亲切感，那一刻，我感受到纵隔山海，但两岸台胞本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之后我与在台湾的家人们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络，情谊长存。

回望与新中国共同走过的悠悠岁月，于我个人而言，我为自己热爱的文艺事业不懈奋斗，珍惜站在舞台上闪光的自己，在退休后仍活跃于光影交织的话剧舞台上；于我的祖国而言，我满怀自豪地见证了她的繁荣昌盛，心中有无尽的骄傲与感动。

这便是我的家国故事，映照出了时代变迁的影子，也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这既属于我，也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口述/洪流 整理/记者 王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