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黄群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张占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孟 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朱润楠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趋势

记者：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呈现出哪些趋势性特征？

黄群慧：目前，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为基本内涵的新质生产力，正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基本方向的新质生产力呈现出技术驱动、多维度融合与创新加速的特征，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和产业形态，进而必然对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所有制形式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数据、算法、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资料，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的虚拟化和分散化。随着数字经济的扩展，传统的土地、机器等有形生产资料的重要性逐步降低，推动所有制形式从对有形资产的拥有转向对无形资产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拥有关键技术、数据和创新能力的个人或企业将获得生产的主导权。

此外，平台化与共享所有制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所有制模式。通过信息平台整合分散资源的模式将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不依赖于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而是通过技术平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分配。在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一步分离，促使共享经济进一步扩展到更多领域。这种去中心化与分散所有的出现，使个人拥有更多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同时也可能导致合作和协作模式的转变。去中心化技术催生了大量的自治性组织（DAO），其所有权可以被分散到大量个体手中，而不再集中于某个具体机构或大公司。这使得集体合作、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新型所有制方式有望在数字经济中广泛应用。

混合所有制将呈现多样化发展，促使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更加多元化，国家、私人资本、员工、消费者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将日趋复杂。混合所有制将成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多要素融合的主要形式。员工持股计划、社会资本参与、政府主导等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安排将会更加普遍，以适应未来复杂的生产和社会经济结构。

张占斌：在数智化万物互联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速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联动和资源共享。但出于对国家安全、经济主权的考虑，一些国家对外资进入本国市场审查更严格，对关键领域的外资进入设置了更多限制，跨境资本流动的壁垒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战略性产业中，国有资本或主权资本的比例有所上升，以此保障国家对关键技术的掌控。这就带来一个矛盾，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更好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出于竞争安全等多重因素考虑搞各种壁垒。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双重作用都展示出来了。这也提示我们，如何调动各种资本的力量突破技术封锁，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也应该考虑在保证和加强国有控制力的情况下，在所有制方面探索产权形式灵活、多样和混合的特征，以调动资本的积极性。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您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适应性如何？

张占斌：发展新质生产力，给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下资本主义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数智技术和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资料垄断、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分配极化、数据要素产生的产权界定问题，这些问题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数字生产资料的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共享性、合作性和民主化，这与私有化的垄断结构相悖，阻碍了其潜力的释放和社会效益的发挥，这意味着数字生产资料本身先天具有排斥私有化倾向。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不仅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方面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仍具有适应性，比资本主义更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比较优势，具有容纳和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非常广阔的生产关系空间。我们要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发挥制度优势办好自己的事情。

记者：这种适应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群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所有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形式发展，努力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坚持各类要素共同参与分配，充分动员所有社会资源，形成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互动协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全方位创新发展环境，在产业链创新链上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在微观层面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要素交叉融合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为以创新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有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证国家战略有效实施，推动生产力发展成果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和共享有利于克服数字鸿沟和社会不平等，进而推进以数智化、绿色化为主要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完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要求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那么，如何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过程提出的新要求？

黄群慧：要主动顺应所有权观念化或者虚拟化趋势，探索新型生产资料所有权权能细化和分置化的产权模式、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生产资料既发生了量上的变化，更有了新的质的内涵。在传统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资源等生产资料形式以外，许多以知识、技术、数据、算法、程序、模型、网络等形态独立呈现出来。新型生产资料的特性使得其所有权界定日趋复杂，如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具有非竞用性、外部性，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对劳动者脑力劳动替代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传统意义的对标的物全面支配的所有权整体性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种权能可与所有权发生分离而由他人享有，导致所有权的观念化或虚拟化。传统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所有权观念变革带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实现方式的变化。因此，需要在所有权权能细化和分置方面进行更多探索和创新，形成包括共享所有、混合所有、分散所有等各类新的产权模式。

张占斌：全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导特点，从产权制度上探索建立全面支持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形成逻辑。在传统生产力的作用机制中，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并不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科学技术创新从渗透要素独立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构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求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全面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着力于培育大量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要探索“国有资本﹢社会资本﹢人才团队”等多元化出资模式，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搭建新股权架构，充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投资机构、孵化器等多主体协同创新作用，通过技术联盟等方式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使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界限。其次，要持续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探索以清晰的知识产权归属为前提的中长期激励制度，采取技术股权化方式和转化收益股权奖励等措施，实现研发风险与经济利益“双挂钩”。再次，充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主体通过市场竞争有效探索技术路线的作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探索各种产权模式，形成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各类机构的“价值共创、风险共担、剩余共享”的协同关系。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最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重大的、具有原创意义的行业共性技术基础的突破，要以国有资本投入为主导，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黄群慧：充分认识新型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探索形成公有制经济有效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的产业共同体。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是具有长远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决定因素。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健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机制，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在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有效投资的引导作用基础上，积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的产权协作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逐步建立一批使命导向、跨所有制的产业发展共同体。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记者：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承担了怎样的任务使命？如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孟捷：我们要进一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使命担当。首先，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中。其次，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推进国有企业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发挥央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再次，建立国有企业履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战略导向、战略要求。最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让更多国有企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

记者：如何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孟捷：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为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生态中的生态位。要针对民营企业在获取科技创新资源时面临的“隐性规则障碍”“要素获取歧视”等关键问题，通过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盘活民营企业的创新生态，发挥民营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转型的重要作用。

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以资本为纽带集聚全球新质生产力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和借鉴高标准的市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充分发挥我国庞大市场需求、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产业配套体系的优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为跨国公司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李政、秦蒙、盛方富、黄锟、毕照卿、王瑞、陈龙等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