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绥远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就职合影。前排左三董其武，左六傅作义。

1983年5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给我布置任务，说：“1985年是傅作义将军诞辰90周年，我应当写一篇长长的纪念文章，缅怀我的良师益友，代笔的任务还交给你吧！以突出的篇幅记述傅作义先生的抗日功绩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2025年是傅作义将军诞辰130周年，现在将那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做些回顾。

“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哩！”

为了完成董老交代的任务，我和傅作义的副官郝德振等人先写了一个草稿，然后带上草稿到内蒙古、山西，征求傅先生各位部下的意见，搜集更多的资料，进一步加工修改。

写文章前，董老特意交代：“一定要详细披露不为人知的傅作义保护王若飞同志的经历。”

遵照董老的指示，我们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1931年11月21日，包头市警察局局长马秉仁扣捕了一名共产党要犯，名叫黄静斋。傅得知后，即令将黄解送归绥。在交谈中，傅得知这个黄静斋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他便甘冒风险，对王若飞采取优待措施：一是变相关押；二是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为了不露马脚，傅告诉王若飞：对外仍用黄静斋之名。后来，何应钦、阎锡山等人都要傅把“黄静斋”解送给他们，由他们处置。傅均回以托辞，保护了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同志在押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次，他要求傅给他几本书看，傅便送给他一套《四书》。王若飞同志在这本书上作了万余言的批注，大讲唯心与唯物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理论。然后，王若飞同志将书退给傅。傅还常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接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至深夜。有一天，王若飞同志问傅作义：“你省政府对面影壁墙上写了《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篇文字是什么意思？”傅答：“这是我的施政纲领，也就是我的政治设施要达到的目标。”王听后笑着说：“今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整个的贪污社会，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光凭你自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傅作义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护送到山西太原阎锡山处。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王若飞同志即回到延安。

此后，傅将军与王若飞同志交成朋友，对王若飞更加钦佩。他给干部讲话，常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哩！”

后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傅将军每去重庆，王若飞同志总是找机会与傅会晤并赠送共产党的书报。

和共产党配合，向共产党学习

关于傅作义与共产党的关系，董老讲得很详细：1937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合作后，傅作义将军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主动热情地和共产党配合，向共产党学习。在文章中，主要写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傅作义将军利用一切机会，力争与共产党各级领导人接触，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1937年，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傅作义和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多次交谈过。1938年，傅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在晋西柳林镇，随后移驻临县及河曲。八路军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120师驻岚县，续范亭、南汉宸和武新宇几位同志领导的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也驻在岚县。傅作义及其部属经常与八路军来往。1938年初，程子华、曾三两同志奉毛主席之命，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将军商谈抗日问题。续范亭、程子华等同志曾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的部队。

接受了共产党方面征集的3000新兵后，续范亭、南汉宸同志，在临县与兴县之间的白文镇附近，与傅将军举行了亲切的会谈和聚餐。1938年秋，傅将军曾邀请续范亭和南汉宸到河曲共谈抗日事宜。当时，召开了欢迎大会，双方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39年，傅将军率部离开山西到绥西河套一带后，南汉宸、曾三等同志专程赶到河套，与傅将军会谈了3天。

在多次交往中，傅将军学到了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制定抗日大策的经验。不久，即在所部举行了“抗战建国讨论会”，召集地方乡以上及军队连以上干部参加，每期半个月。会上，各种政治主张不同的人，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展开热烈讨论。这个讨论会，后因国民党中统特务苏寿余的破坏，未能坚持下去。但通过讨论，对提高抗日认识，推动以后的抗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吸收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部队

在写作的过程中，董老还给我讲了周北峰（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受傅作义将军的委派，到延安去谒见毛主席的经过：

1938年的秋天，傅作义将军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到他的部队开展抗日工作。于是，傅将军派他的高级幕僚、山西大学教授周北峰去延安。在延安，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周北峰，不久即派潘纪文（原建工部部长）为中共驻傅部的代表，王一然（原陕西省委党校顾问）等几十名干部、学生，也从延安来到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到达后，傅将军学习八路军的做法，第一次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同志和从西安招来的进步青年担任，有的任师政治部主任，有的任团政治部主任。潘纪文同志担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主持开展部队政治工作。

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很恼火，不久即派中统特务张彝鼎任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的使命是清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严密控制傅作义。这弄得傅将军很难办，经过多次周旋，眼看对延安来的同志无法保护时，只好把已公开身份的同志，设法送回延安或安全地方。

在这篇文章中，董老还让我写了如下的文字：

延安的八路军干部来到后，傅将军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十分赞赏，委托潘纪文同志根据部队实际，草拟了一个《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当时，傅作义任北路军总司令）。这个《守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打骂士兵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奋斗室”，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改善军民关系；实行军政统一，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

同时，傅将军还亲自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部队制定了“十项纪律”，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守则》和“十项纪律”贯彻执行后，过去官兵脱离、军民脱离等旧军队的一套残余作风，逐步有所改变。

“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

写完上面的史实，我给董老读了读，他听了以后让我把下面的内容也写到了文章里：

为了改革地方行政工作，实行军民抗战，1939年4月，傅将军仿照中共在山西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在绥远也设立了“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适应抗日需要，带有绥远省地方战时行政性质的机构。组织为省、县、区、乡四级……傅作义任动委会主任委员，周北峰任副主任委员。讨论重大事件，傅作义亲自参加主持会议。

初期，共产党员潘纪文、王一然等人，分别担任组训、宣传等组的组长；一些延安来的党员、进步青年，分别参加各组工作。傅作义强调，民众组训是动委会的中心工作，经常对群众进行慰问、救济，并帮助群众生产，从而取得了群众信任，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愿意参军抗战，支援前线。当地群众在动委会的组织下，积极实行“空室清野”，军民配合抗敌，使日军侵犯后套时，受到多方面的抵制和打击。

我遵照董老的指示写这一段的时候，常常为董老所介绍的那些我所不知道的新鲜事而激动不已。我曾多次给董老讲：“傅将军搞的这一套，和共产党八路军没有什么区别啊！”董老说：“那都是傅将军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傅这个人那些年和共产党的关系，就是那么密切。”

董老还说：在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中，由于傅将军和共产党合作抗战，干了国民党其他军队不干、反对干的事，因此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介石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意思是即将变成八路军）了。”

写完这一段，我完全明白了傅作义将军为什么坚决举行北平起义了。

（本文作者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的私人秘书，现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