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
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陈四清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贸促会会长刘劲松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董事会主席蒋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被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一。在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相关工作也做出了安排。
全国两会期间，本报约请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陈四清，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贸促会会长刘劲松，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董事会主席蒋颖，从不同角度分享对落实工作任务的建议和观点。
■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自觉
记者：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看待对外开放所处的新方位、面临的新课题？
张来明：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对当今中国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时，专门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简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奉行对外开放的现代化。随着中国发展历程的推进、世界大变局的演进，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要求和内涵今非昔比，与其相关的经济、科技、人文、政治、安全等方面考量空前错综复杂，这对我们提高对外开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陈四清：我曾长期在金融单位工作，深切体会到，制度差异是跨境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产业链向“规则密集型”升级，过去依靠要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方式已经过时，单纯依靠降关税、扩市场已不足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在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调研时发现，由于国内电池回收标准未被国际认证体系采纳，企业不得不在欧洲自建回收网络，导致成本大幅增加。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如果不能将中国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我们的企业就很容易陷入“二次合规”陷阱。因此，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要通过规则互认构建“制度比较优势”，这既是对传统开放模式的升级，更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选择。
记者：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方法论？
张来明：思想是管方向、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就高水平开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我们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认为，不断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首先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准确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要收缩对外开放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准确认识搞科技自立自强不是要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而是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要不断增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自觉，不断提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能力。
记者：我国幅员辽阔，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如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各地在实践中怎样才能避免盲目性，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蒋颖：要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东部沿海地区港口布局多、外向型经济发展基础好等优势，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积极吸引全球战略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张来明：实践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这个“全国一盘棋”就是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战略部署，各地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必须自觉地与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对表，找准工作坐标，合力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效能。另一方面，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立足自身、放眼世界，知己知彼、发挥己长，努力打造对外开放高地。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良好的条件和能力”。我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和能力就在对外开放。2024年是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30周年，30年间，苏州工业园区从“池塘洼地”变成“创新之城”，树立了两国合作的样板，也是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无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都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
■ 牢牢抓住制度型开放这个“牛鼻子”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积累的哪些有益经验可供将来发展借鉴？
陈四清：对接国际规则关键是得找到适配的接口。高标准经贸协定本质是“规则俱乐部”，其准入不仅看条文契合度，更考验系统性制度供给能力。我认为，规则对接不能光靠文件翻译，得用“小切口”撬动“大变革”，同时要注意既接轨国际，又保留中国特色。以数据跨境流动为例，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定均采用“自由流动为原则，限制监管为例外”的方式进行规制。我国首次提出“数据安全自由流动原则”，将“数据自由流动”作为基础性原则、将“数据安全流动”作为限制性原则，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审慎包容、鼓励合作的中国方案。
刘劲松：去年印发的《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促进资源要素跨境流动、推进重点领域创新发展、拓展国际市场布局、完善支撑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制度型开放，不只是商品和要素的单一流动开放，更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规则体系的开放，体现了我国正在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跟随者、接受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和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服务贸易领域管理标准化、健全化，不断增强服务贸易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全面放宽过境免签政策，进一步扩大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范围，彻底点燃了外国游客的入境游热情。2024年前11个月，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2921.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其中，通过免签入境174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3.3%，有力带动了旅游、交通、餐饮等产业发展。实践表明，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打造更高层次、更高标准开放格局，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添了强劲动力。
记者：如何看待制度型开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陈四清：制度型开放就是要搭起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立交桥”，让全球的资本、技术、人才愿意向中国的大循环流动，同时推动国内的绿色标准、数字规则沿着产业链“反向输出”。例如，自贸区开展跨境资金池业务后，跨国企业的资金运用变得更加通畅，推动了特斯拉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落户中国，这就是制度型开放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本质上，制度型开放就是让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标准”，既引活水进来，又能对外发声。
蒋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仍需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通过系统性改革突破关键环节，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一是建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活力企业协同机制。二是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三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四是创新市场制度体系，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消除隐性市场壁垒；强化反垄断法律体系，打破行政性垄断；建立数字化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策传导机制；健全行业伦理规范，形成制度补充机制；实现国际规则衔接互认。
记者：自贸试验区是对外开放布局中的重要支点，也是制度型开放的前沿阵地。要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需要注重哪些方面？
陈四清：一般来说，成功的改革需要经历“本地化试验-适应性调整-标准化推广”三个阶段。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可成为规则创新的“孵化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协定，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示范样板。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了国内首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外商投资备案管理，为制定“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供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可成为规则创新的“压力测试场”。上海构建的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监管沙盒”机制，试验并建立了一批创新性金融制度，有效控制了金融开放创新与改革深化过程中的风险溢出问题。
蒋颖：要积极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探索开放新经验。比如金融领域，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进一步构建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实行特殊税收政策试点；推动上海“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宗商品供应链融资业务”试点工作；持续推动交易所改革和推进金融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再如服务贸易领域，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加快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更新频率，减少限制措施，并形成“准入即准营”的服务贸易境内规制；主动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外企业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劲松：我国连续多次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向外商释放了我国扩大国际合作的积极意愿和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态度。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将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实现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此次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不仅是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有力实践。2024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9080家，比上年增长9.9%。实际使用外资8263亿元，折1162亿美元。持续向好的经济预期、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良好稳定的政策环境、完备便捷的产业链供应链等，都为外商选择在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成为很多外资企业的共识。
记者：近年来，链博会、进博会等国际经贸平台在增强中外企业务实合作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开年以来，外商投资引进来、中资企业“走出去”有哪些新气象?
蒋颖：DeepSeek火遍全球，点燃了投资者对于中国供应链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信心，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衍生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或重塑新一轮数字化外贸新格局。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影响上升，全球产业链格局可能会发生较大调整，美国新政府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全球贸易复苏。地缘政治风险依然较高，可能会推升大宗商品价格等。我们呼吁，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组织和会议，推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开放市场降低贸易壁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还要提升数智化产供链的配套服务和政策力度。进一步提升国际物流的效率和可靠性，推动物流体系数智化发展和绿色化转型；提供相匹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水平。
最近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了继续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的信号。阿里宣布未来三年将投资3800亿元人民币用于AI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拓展跨境电子商务圈，建立兼容并包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新一轮出海热潮来临，中国企业在海外产能布局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数字互联互通，提升产供链的数字化水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合理布局海外业务，特别是当前地缘政治复杂背景下，应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增强抗风险能力。
刘劲松：今年7月，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举办。从以往举办的两届效果来看，链博会已经成为加强全球工商企业交流合作、务实供需对接的重要平台。据中国贸促会消息，目前已有300多家中外企业签约参展。我认为，要发挥好工商界的独特作用，助推更高的国际化水平、更深入的互动合作和更突出的创新引领，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产供链协同发展与开放合作，推动多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本报记者 司晋丽 修 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