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钫是河南省新安县人，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任命他为总统府顾问，逃往台湾时把他的母亲劫持到台湾，想逼张也去。张钫到四川躲了下来，于1949年率部起义，1954年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作者李秉德曾任湖北省教育厅督学、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49年以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北京出逃

1928年，我还是河南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文预科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张钫在学校大礼堂里讲话。他说袁世凯为了想当皇帝，把当时地方上的有些军政大员借机诱骗到北京住下来，加以监视，不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原驻地。这些人中不仅有蔡锷等，而且他也是其中一个。因为他当年是在豫西和陕西一带闹革命的，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陕西。张钫说那时他在北京，袁世凯对他防范甚严，天天总有人跟踪他。而他则是天天想着如何摆脱出来，回到陕西。下面就是他亲口所云如何从北京逃出来的这段传奇式的经过：

有一天，我在北京前门一带转悠，发现跟前似乎没有“眼线”在盯着我，我就赶快买了一张站台票进了车站。在那里还碰见一个熟人，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不到哪儿去，是来送客的，说时还把手里的站台票给他看。这时恰好有南下的火车正要开，我马上就走进了头等车厢，并且对列车员说：“给我把门锁上，我昨夜打了一夜牌，困得很，要好好睡一觉，谁来也不要开门。”说时就给了他很多钱。那列车员看见这么多钱，又仰脸看看我，似乎觉得有些奇异。我怕他生疑，就跟着说：“我昨天打牌大赢，也便宜了你小子。走吧！”那个列车员就高兴地走开了。

我想，袁世凯现在可能就会发现我从北京跑出来了，一定会马上通知前面保定等大车站地方当局把我扣下来，所以车出北京到前面第一站（可能是长辛店）我就下车了，进入西边山里，走山路徒步南下。一直走小路过黄河，相当顺利地到了河南洛宁县。

从洛宁经卢氏到陕西这一段，遇到了两次险情。

第一次是在洛宁县境。我在洛宁，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位朋友对我说：“前面有驻军一连，对往西去的人盘查甚严，可是又无别的路好走。我想到一个如何通过去的办法，就是你装扮成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作为我的多年不见的亲戚，现在要往卢氏再看望另一家远亲。这个连长和我熟识，看见你这副模样也不会疑惑的。”于是我们就这样依计行事。那一天到了过这一关口时，朋友就向这个连长介绍他的这位“亲戚”。连长上下打量着我，我这时也向连长说：“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当军官的，回家可威风啦。是个班长哩！管好多兵。连长！班长、连长、排长到底哪个大？”这个连长听我说话后，仰面大笑，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就去和我的朋友说话。这一关算是通过了。

第二次是在卢氏县境。这里并无驻军，但是必须要过一段较长的山路。这一带没人管，秩序很乱。我在这里也没有熟识人，怎么办？正在无计可施时，在吃饭的小饭馆里遇到一个人来吃饭。我看这人和一般乡下人不一样，可能是当地的一个“人物”，就上前和他谈话。二人说得很投机。我就向他说明，我要往西边去，听说前边很不平静，因此犯愁。他说：“不要紧，我给你一张名片。路上遇到什么问题，就说你和我是朋友，把名片拿给他看，他们就不会给你为难的。”结果，这一关也顺利通过了。

下山以后，进入陕西境地。按说已是我的势力范围，可是我离陕已久，这段时间里军情有何变化还不得而知。因此我还不敢贸然暴露身份，以免有所不测。这时，前面来了一支巡逻队，随随便便，衣帽不整，也不成队形。我就设法先把他们镇住。等他们走近时，我就先喊：“立正！”他们一时愣住了，停步不前。

我走近一步严厉地说：“看你们这乱七八糟的样子，一点警惕性也没有。如果遇见敌情，能制胜吗？你们是哪连的？”他们看我这气派也不敢再问我什么，而且还把他们的归属告诉我。我才知道我已脱离袁世凯的势力范围，回到我靖国军的辖地了。

一到省城，我就发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

胡憨战争

1949年我从欧洲回国，在北京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于1950年提前分配工作到兰州，任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

1951年的一天，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张从辛与张钫突然一道来看我。张钫是有大名气的人，以前和我并不认识，到兰州可能听说兰州有我这个河南人，而且还是豫西同乡，所以枉驾来拜访我。此后又连着来看我两次。

张钫和我的几次谈话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在1925年豫陕军阀地盘争夺战中胡憨战争的一段故事：

我那个时候已经摆脱军政职务，从陕西回到新安县老家办煤矿。有一天刘镇华他们把我请到洛阳，要我去开封跑一趟，说服胡景翼、岳维峻他们把省长位置让出来回到陕西，叫憨玉琨当省长。这样陕西归陕西人，河南归河南人，各得其所。

我到开封对胡笠僧说明来意，胡不干。于是我回到洛阳对憨（玉琨）说明后就想回新安。憨（玉琨）不让我走，而且第二天对外宣布，说我已被任为前敌总指挥，随他到黑石关打仗。就这样到了黑石关。仗是憨（玉琨）自己指挥的，我没事干，天天只听枪声。

忽然一天夜间听不到枪声了，早上起来见周围也没人，静悄悄。停一会儿，第二军的前敌总指挥邓宝珊来了，见了我就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他们走了，也没叫我，我也不知道。”邓说：“走！咱们一块儿去洛阳。”就这样我俩就一同去了洛阳，随后我就又回到新安煤矿了。

胡憨战争的双方是胡景翼（笠僧）和憨玉琨。胡景翼是河南省省长、国民第二军军长，陕西人，驻军在郑州以东。憨玉琨是第三师师长，河南嵩县人，属刘镇华部下，驻军在洛阳。战争的原因是为了争河南省地盘，战场是陇海铁路上的黑石关，在巩县境。

这段故事让我这个当时的小小老百姓增长了一层大见识。那就是：原来使老百姓受苦受难担惊受怕的战争，却原是他们头头们之间的一次游戏！双方的“前敌总指挥”都是老朋友，见面握手，哈哈一笑了之。

[本文由洛阳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提供，原刊《河南文史资料（167期）》，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