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技术正从实验室驶入现实，法治如何为这场交通革命保驾护航？”在近日中关村论坛“自动驾驶法治实践”圆桌对话中，来自政产学研界的四位专家深度解读全国首部省级自动驾驶立法——《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科技与规则的协同创新提供“北京方案”。

立法突破：为创新划出“安全车道”

“自动驾驶已进入商业布局加速期，各国立法竞赛悄然打响。”北京市经信局政策法规处祝珺处长介绍，北京自2017年开展道路测试以来，已建成覆盖600平方公里的城市级工程实验平台，累计安全测试里程超6000万公里。《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自动驾驶管理从政策试水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条例》首创五大制度创新：多技术路线包容，明确支持单车智能与车路云协同并行发展；生命周期管理，建立“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商业化运营”进阶路径，新增个人乘用出行场景；新型基建统筹，部署16000余套智能设施，实现路口感知时延<0.2秒；安全评估制度，衔接四部委试点要求，构建企业主体责任体系；央地规则衔接，在地方权限内突破驾驶人义务框架，创设“自动驾驶系统决策评估”机制。

“这相当于为自动驾驶划定‘安全车道’。”全球自动驾驶头部科技公司文远知行副总裁罗琳坦言，过去企业常面临“合法身份焦虑”，《条例》首次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定位，使其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上路驰骋”。

法理创新：重构人车权责边界

“《条例》最精妙处在于平衡了三大关系。”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指出：技术创新与公共安全，通过“监管沙盒”机制，在600平方公里先行区探索规则；中央事权与地方实践，采用“安全评估”替代传统驾驶人考试，破解法律授权困境；产业促进与风险防控：建立“算法备案+安全员培训+保险基金”三重保障体系。

针对自动驾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冲击，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法规室副主任黄金晶透露，正在修订的《道交法》或将借鉴北京经验：“未来立法重点在于重构‘人-车-系统’责任链，探索举证责任倒置等新机制。”目前争议焦点集中在L3级自动驾驶的“人机共驾”模式——当系统发出接管请求时，驾驶人未响应是否担责？这需要技术标准与法律规则的精准适配。

产业赋能：激活万亿级市场空间

《条例》的“乘数效应”正在显现。目前北京已集聚12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涵盖芯片、传感器、高精地图的完整生态链。“国产激光雷达成本已从30万元降至8000元。”罗琳透露，文远知行在大兴机场等区域开展全无人商业化运营，事故率较人类驾驶降低82%。

但挑战犹存。余凌云提醒，需警惕“技术代差”引发的行业震荡：“就像汽车取代马车带来的阵痛，政府应建立转型帮扶基金，推动传统运输从业者转向运维、调度等新岗位。”数据显示，北京自动驾驶产业已创造1.2万个新型就业岗位，预计2025年将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

国家意义：为中央立法提供“试验田”

“北京实践具有三重示范价值。”黄金晶总结认为，“包括了制度型开放，30余家外企通过数据分类分级机制参与测试，验证跨境数据流动方案；标准输出，智能路侧设施建设规范已被长三角、粤港澳采纳；央地协同，安全评估、产品准入等创新机制写入四部委联合试点方案。”

随着《条例》4月1日正式实施，更大突破正在酝酿。北京市经信局透露，正在研究开放五环内复杂城市场景，探索自动驾驶与智慧城市治理深度融合。“我们正从追赶者变为规则制定者。”祝珺表示，北京经验已吸引新加坡、阿联酋等国考察，为全球自动驾驶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记者 高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