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0日，我在江苏丹阳听陈毅作接管上海的动员报告时，目睹他发了一次很大的“政治脾气”。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一方面是渡江进入城市以来，有少数干部、战士违反入城纪律，陈总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给上海人民一个好的“见面礼”。另一方面是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要给民主人士工作做，使他们有职有权，还要在生活上给以必要的照顾”这段话时，极个别的干部背后发牢骚：什么“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这些牢骚都是有“针对性”的，例如说傅作义过去是“战犯”，北平和平解放后还要给他高官厚禄；韦悫不过是个大学教授，还要给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沙千里不过是个知识分子，还要给他当军管会的副秘书长。他们认为：“过去打仗要工农干部，现在进城‘土包子’吃不开了。”

这些牢骚怪话，不知怎样传到陈毅耳朵里的，他在作报告时高声说：“有人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入城还没有资格？他看到对民主人士的优待，就悔恨自己为什么不做民主人士……”他批评这些同志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忘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告诉大家：“上海各阶层民主人士正欢迎我们去上海，我们也要欢迎他们帮助我们搞好接管上海的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帮助，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上海接管工作才能搞得好！”

在这段时间里，陈毅同志还亲自动员说服过去做文艺工作、财经工作的党员负责干部来从事统战工作。他说：“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基地，也是资产阶级的基地，很有必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在他的动员教育下，一批干部改行做统战工作，更多的干部懂得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逐步在工作实践中学会执行党的统战政策。

丹阳会议以后，广大干部思想有较大的提高，但还有一些人背后说怪话：“工农干部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说明极少数人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并未完全解决。进入上海以后，陈毅同志在党的会议上一再告诫干部：“我们不能当救世主，以胜利者自居。建设新中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有的人就是觉得自己有功劳，比党外民主人士住得糟，吃得糟……”说到这里，他大喝一声：“同志，你怎么忘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陈毅同志不仅苦口婆心进行“言教”，而且以身作则。他和副市长韦悫、盛丕华等一批在市政府工作的民主人士亲密无间，合作得很好，而且团结了一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在市政府各部门进行工作。1949年9月，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把原来给他住的老北京饭店好房间，让给傅作义住，还代表上海市送给傅作义两辆漂亮的小汽车，这在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一时传为美谈。

［本文选摘自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为了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