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到20日，由李宗仁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名义派出和平商谈代表团赴北平与共产党开展了“和平谈判”。和谈结束后，和谈代表团代表、顾问、秘书、工作人员，加上李宗仁的私人代表2人，约30人，全部留在北平。稍后，其中18人参加了民革。

南京和谈代表团在和谈后留在北平、后来参加民革组织，是重要的历史事件。

1949年4月1日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

代表团成员有18人参加民革

代表团代表6人，其中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李蒸、刘斐5人参加了民革，章士钊1人未参加民革；代表团顾问4人，即屈武（中共党员）、刘仲华（中共地下党员）、李俊龙、金山（中共地下党员，电影明星，负责联系南北通航），其中屈武、李俊龙2人参加民革（屈武因为统战工作需要而参加民革）；秘书长卢郁文参加了民革。

和谈代表团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名单有不同的记载，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部分人员中，余湛邦、张丰胄、张立钧、萧金平、陈树华、杨公庶、雷仲仁、袁永竹这8个人参加了民革。

现有的研究文章尚未提供一个和谈代表团工作人员权威的完整名单。

事实上，参加了谈判、未列入代表团正式成员的，还有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2人，他们不是和谈代表团正式成员，但在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正式代表。

这两个人后来也参加了民革。

人民日报对和谈的报道

留在北平的原因

最后确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被国民党方面看作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投降书，蒋介石指责“文白无能”，更有许多国民党顽固派如特务毛森等公开扬言要“手枪对着”和谈代表团代表。所以，和谈代表团成员都不敢贸然回去南京，担心回去必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黄绍竑4月16日奉张治中之命和屈武二人返回南京报告谈判结果之后，受到国民党内巨大压力，深感留在南京安全没有保障。他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张治中，告知自己已经辞去和谈代表职务，并决定走避香港。和谈代表团成员一时人人自危，提心吊胆。

当和谈代表团内部协商去留时，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希望留下，张治中则说：我是首席代表，我必须回去复命。邵力子当即批评他：你回去“再作牺牲，毫无意义”。

得知和谈代表团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立即热情挽留和谈代表团成员，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周恩来安排南京、上海的地下党将张治中全家9人全部乘坐南京政府派到北平迎接和谈代表团的飞机飞到了北平。共产党人的宽宏大量和周到安排，让和谈代表团所有成员十分感动。

和谈代表团成员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零距离接触，通过深度交流，他们深深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跟着共产党才有光明的前途。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谈话后代表团内气氛热烈，人人都称赞共产党的政治水平。刘斐、黄绍竑对毛泽东赞不绝口，称赞他“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

中共方面还安排和谈代表团成员和李济深、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原国民党高层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等进行了深入交谈，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中共方面还安排和谈代表团成员在北平参观游览、会见亲朋好友。所到之处、所见所闻，都是正气昂扬、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他们自然而然地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南京作出比较，他们总结道：相比之下，一个是腐败昏暗，一个是廉洁光明。

和谈过程也让代表们认识到，国民党方面所谓和谈，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桂系权力斗争的体现。桂系貌似在争取和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企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逼迫蒋介石交出权力，而蒋介石的目的只是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而白崇禧一再表示的所谓希望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实际上只是一个骗局。

代表团代表们越来越发现自己受到了蒋介石和桂系两派的欺骗和愚弄。而共产党始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缓兵之计洞若观火，不仅一开始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缓兵之计保持警惕，一旦发现争取桂系和平起义的目的不能实现，便立即发出“最后通牒”，随后4月20日发起了渡江战役，并向全国进军。在四川、云南等各地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纷纷起义投诚的同时，仍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全面溃败，特别是桂系军队遭到了全军覆没的下场。

和谈期间中共方面一再强调：谈判不成功解放军要过江、成功也要过江，共产党必然胜利和国民党必然失败的现实和前景深刻地教育了和谈代表们，使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

为什么参加民革

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不久，大多数成员参加了民革组织。这是为什么呢？

和谈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参加民革组织，首先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支持，也体现了他们对民革组织的认同和支持。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革从成立起就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一面旗帜，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号召力的反蒋革命组织。

李济深在香港创立民革组织的消息一传开，在国民党内许多人中间就形成了一种认识：要起义，找民革；要找共产党，先找李济深。所以，当时国民党内许多重要人物如宋子文、何应钦，都曾到香港见李济深商讨相关问题；李宗仁、白崇禧安排和谈代表团中的心腹人员到北平，也是让他们先找李济深。

民革作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力量的政治组织，受到了许多原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信任，许多人都愿意参加民革组织。当时蒋介石反动派还有一部分残余力量，许多希望为最终完成革命任务贡献力量的人，也愿意进入民革组织。

也可以说，国民党内各方面进步人士聚拢到民革的旗帜之下，共同团结在共产党周围，顺应了革命形势的潮流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接受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参加民革，与所有原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集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

周恩来曾经说：“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那么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共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人就影响后边一大批。”

为民革组织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和谈代表团成员参加民革，也为国民党民主派队伍的整合、为民革组织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当时不仅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的人原来分属许多不同的派系，即使是民革组织，当时也有三个分支，一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一是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主要人物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王昆仑、郭春涛等。民联在解放战争期间策反工作成效显著，国民党原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也是经民联人士联系参加民革的，至今吴石还是民革福建省委会党员名册上的一员。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是1946年4月在广州正式成立的，代表人物有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等。1947年底，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民联和民促仍继续存在。

1948年5月，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时候，即由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共同发声的，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也是民革、民联、民促分别派代表出席的。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和周恩来的精心安排，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四个方面，所以称为“四方会议”，会议决定将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民联和民促宣告结束。

很明显，来自蒋介石“嫡系”的张治中等人参加民革，有利于民革组织内部关系的协调和团结。会议选举产生了民革中央领导机构，并决定成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以联系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这次会议在民革党史上被称为“民革二大”，标志着民革已经转变为一个政治上、组织上都比较成熟的民主党派。

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如何，和谈代表团为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后方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扬言要对和谈代表团加以惩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共产党人挽留和谈代表团成员，并且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彰显了共产党博大胸怀、宽广气量。

和谈代表团成员留下来参加民革组织的人，有3位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是：张治中、刘斐、屈武。

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本来一直是蒋介石信任重用的人，他被迫留在北平、反蒋“投共”，对国民党反动派影响很大，对他的安排自然应当是高规格的。张治中在由56名委员组成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任委员，还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地位之高，在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事实上，张治中留下来参加新政协非常重要，因为他在新中国制度设计上留下了重要“痕迹”：由于张治中的意见，新中国国名从多个备选方案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旗确定为五星红旗。国名、国旗当然是政协会议讨论决定的，但张治中发表的意见很有影响力，所以他是有贡献的。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名称最早是张治中提出来的。那是1945年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后，国共两党准备召开最初由共产党人建议召开的“党派会议”。谈判期间，张治中建议将要召开的这个党派会议命名为“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各方一致赞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两次，一次是“旧政协”，一次“新政协”。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了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刘斐在和谈破裂后赴香港，1949年8月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9月以特邀人士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副组长，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第五届民革中央副主席。

屈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迪化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并当选为第一、二、五届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是民革中央第五、六届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

活跃在政协舞台

代表团成员中的邵力子和黄绍竑同时担任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会委员，还有6位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是李蒸、卢郁文、李俊龙、黄启汉、刘仲容、杨公庶。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和谈代表团代表章士钊也得到了很好的安排，除了政协和人大的安排以外，他在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邵力子本来也是共产党员，是和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的人，而且中共一大开会时从市内转到嘉兴南湖船上继续开会，也主要是邵力子安排的。邵力子还是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初的建议人。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黄绍竑在和谈破裂后赴香港，1949年8月和刘斐等人一起通电起义，9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邵力子

黄绍竑

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6个人也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和谈代表团代表李蒸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留下来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参加一届政协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副秘书长，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和谈代表团顾问李俊龙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很有影响。李俊龙任和谈代表团顾问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得知李俊龙任和谈代表团顾问，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卓然为中共代表团顾问，李卓然是李俊龙的亲兄弟，兄弟二人共同参加和谈，一时传为佳话。后来，1954年11月，李卓然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兄弟俩分别担任了国共两党的中宣部副部长。李俊龙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作为李宗仁私人代表的黄启汉，因奉命赴桂林继续策反白崇禧未能参加一届政协，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五届副主席，曾任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

李宗仁的另一位私人代表刘仲容留在北平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1949年6月创办北京外语学校，1950年3月任北外校长，1954年8月，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仲容任院长。李宗仁决定回国过程中，刘仲容参与相关工作，当时毛泽东曾在游泳池召见刘仲容。刘仲容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民革中央副主席。

杨公庶是杨度之子，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化学博士，曾任国民资源委员会秘书长，他参加了和谈代表团相关工作。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6月，已经退休的杨公庶由邵力子、钱昌照介绍加入民革。

（本文作者为民革中央原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