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国家前途的重大抉择。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从战场延伸至谈判桌，形成了“边打边谈”的复杂局面。

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上党战役，不仅是双方军事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更深刻影响了同期进行的“重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

这场战役以我军的胜利告终，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上作出实质性让步，同时为我党赢得了主动权。

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立、右四)、邓小平(立、右五)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从延安飞返太行区指挥上党战役，在机场同陈毅(立、左一)、聂荣臻(坐、右二)、李富春(坐、右一)、蔡树藩(坐、左三)、滕代远(立、右三)、陈赓(立、右一)、肖劲光(立、右二)等合影留念。

日本投降后的战略要地争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试图通过军事接收重建全国统治；而我党则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张“联合政府”的政治构想。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对华北、华东等战略区域的控制权争夺。

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表面推动和平建国，实则意图争取时间完成军事部署，形成“先占华北、再图东北”的战略态势。

在这一部署中，上党地区（今山西东南部长治一带）的战略要冲位置便充分凸显了出来。上党地区地处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交会处，是连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核心枢纽。国民党阎锡山部于1945年8月下旬抢占长治、襄垣等6城，企图以此为跳板切断中共华北根据地与西北根据地的联系，进而控制整个山西。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上党是华北的钥匙，谁掌握上党，谁就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

因此，围绕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权，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的斗争。国民党方面，阎锡山调集第19军等部1.7万余人进驻上党，后续计划增兵至3.5万人；中共方面，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3.1万人，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应对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威胁。

此时，毛泽东已于8月28日抵达重庆，谈判桌上的交锋与战场上的厮杀同步展开。

军事胜利与政治博弈的共振

战役的军事突破，是确保谈判胜利的重要砝码。

在上党战役中，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采取了“逐个击破”策略：9月10日攻克屯留，12日夺取壶关，17日占领长子，至9月19日完成对长治的合围。阎锡山急派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2.3万人增援，却在10月2日的磨盘垴、老爷岭战役中遭伏击，全军覆没。

10月8日，长治守军突围失败，史泽波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此役，我军共歼敌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创造了抗战后我军首次大规模歼灭战的范例。

政治与军事的配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战略决策。战役期间，国共谈判陷入胶着状态。蒋介石提出“统一军令政令”，要求我党交出军队和根据地；周恩来则坚持“改组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民主化方案。9月21日，当国民党代表张群威胁“不服从整编则剿匪难免”时，毛泽东将上党战役战报递给对方，直言：“你们要打，我们便打到底！”战场上的优势转化为谈判桌上的底气，迫使国民党调整策略。

战场与谈判桌的互动背后，是战略思维的博弈。在上党战役进行之中，毛泽东进行了充分的战略部署。在战前，他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兵力反击，打破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企图。

在制定战役策略时，毛泽东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要求刘邓部队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逐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部队，同时通过中央军委协调全局，支持刘邓的围城打援、分割包围等战术，最终攻取长治等要地，歼灭来援敌军。

在战役期间，地方党组织动员民众支援前线，提供情报、粮草和运输，形成“人民战争”优势，这集中体现了群众路线和根据地建设的战略成果。

奠定解放战争的战略基调

上党战役的胜利，不仅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锋芒，更在军事、政治和战略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军事意义上讲，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此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保卫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安全，也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上党战役的胜利，使晋冀鲁豫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通过此次战役，我军控制了上党地区，解除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威胁，为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战役中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和物资，也为我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支持。

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和平谈判。在谈判桌上，国民党方面妄图以军事压力来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然而，上党战役的胜利，让国民党方面认识到，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不是轻易可以被击败的。这使得国民党在谈判中不得不有所收敛，为和平谈判争取了有利的地位。

上党战役的胜利，也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共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决心和能力。在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上党战役的胜利，让人民看到了中共为了和平而进行的不懈努力，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从战略意义上讲，上党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内战部署。国民党原本计划通过抢占上党地区，控制华北战略要地，为其发动全面内战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上党战役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的进攻受到了严重挫折，其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部署。

关系重庆谈判的成败

上党战役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直接推动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的签署。10月10日，就在上党战役结束前两日，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尽管在解放区政权等问题上未达成共识，但国民党首次公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切的背后，也包含着上党战役对蒋介石集团造成的心理震慑。

上党战役的成果之一，是我们打破了国民党军事威慑战略。蒋介石原计划通过局部军事胜利迫使我们屈服，但其上党战役惨败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虚弱：美械装备的中央军尚未完成调动，地方军阀部队战斗力低下，而我军已具备野战歼敌能力。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报告中承认：“中共通过上党战役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华北任何地点击败国民政府军。”

从战略层面上来讲，上党战役胜利使我党在谈判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其一，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赢得了中间力量的支持；其二，证明我军并非“地方游击队”，而是能进行正规作战的武装力量；其三，为后续争取东北、华北控制权奠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总结：“上党战役打得好，和平的希望就大；打得不好，和平的希望可能就小。”

作为重庆谈判期间的关键军事行动，上党战役不仅挫败了国民党控制华北的企图，更重塑了国共力量对比，使我们党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

（作者系山西省长治市政协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