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作为五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会员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聚集了一批青年精英群体。

章太炎三女婿、民国著名报人朱镜宙是学会首批42名会员之一，他以独特的报业经历和国际视野，为这个青年社团注入了多元思想活力。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合影。右起：二为黄日葵，三为李大钊，七为张申府，九为邓中夏。

学会成立及背景

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留日学生在日本集会抗议，遭到日警的拘捕镇压。于是，在东京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议决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

“当时一般留学生，都抱着极崇高的目的，想以高深学问来救国家；但因民国七年（1918年）四月间，北洋军阀段祺瑞，忽与日本寺内内阁签订了一份军事密约，这是自袁世凯以来，日本所梦寐以求而未得到的坏消息。”据朱镜宙在回忆录《梦痕记》里讲述，这事情经日报披露后，留日学生向中国驻日使馆质问，反被日本警察拘捕去8人。学生大愤，相率罢学归国者达3000人之多，曾琦即其中之一。

曾琦回国后，约其少年同学王光祈在北京面商。王光祈认为，留日学生救国团“这一组织，顾名思义，显然在反对段祺瑞。而京津都在段之势力范围下，要想怎样活动，怕不是一件十分简单事，况且救国工作，也不是几千人开个会，喊几句口号可了，必须有个远大计划，最好能结合一班有知识有作为的青年，本（着）科学精神，从事各项学术研究，期于他日成为各项专门人才，于建国过程中，能担负起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方是根本办法”。

王光祈的意见深得曾琦赞同。于是，1918年6月30日，他俩又约了留日归国学生陈愚生、张尚龄、雷宝菁以及周太玄等共6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其后，李大钊经陈愚生介绍，也加入进来，欲师法“少年意大利”及“少年土耳其”，把老年的中国改造成“少年中国”。在次年5月1日出版的《会务报告》第三期上，王光祈对学会的发起和筹备情形作了详细叙述：“本会同人在本会未发起以前，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规模。”

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当时会员42人，其中7位发起人，除王光祈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周太玄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外，其余5人均为日本留学生。朱镜宙与李大钊、陈愚生是年龄最大的3名会员。

“少年中国”的社会影响

少年中国学会之所以用“少年中国”作为会名，实际上是受中国近代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

“学会于发起后不久，曾由曾琦往谒梁启超，以学会章程及公函呈阅，请为赞成员，得其允许。”据秦贤次《少年中国学会与南洋》一文记载，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得到梁启超应允，又颇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重视与支持。

少年中国学会的入会条件近乎苛刻。规约要求申请入会者除需有相当的学术水准，一致的理想——改造中国外，并需具有高尚的人格，与向上的精神。“须有学会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方可入会。”“须在学会规定的文、理、工、农、医、商、政、法、经济九科中选择一种进行研究。”“或有嫖赌及其他不道德行为，或人格中有重大污点……学会可加以警告，令其悔改，乃至将其除名。”

少年中国学会自1918年6月筹备发起，至1925年7月第五次年会通过暂停介绍止，会员只有121人，包括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李劼人、赵世炎、许德珩、宗白华、张申府、左舜生、杨贤江、高君宇、李璜、黄日葵、王德熙、沈泽民、刘仁静、朱自清、杨钟健、穆济波、康白情、舒新城、陈启天等。

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贡献，朱镜宙曾回忆两件事：一为1919年在北京所发起的工读互助运动，促使津沪一部分穷苦学生同向工厂、商店去觅工作，开明的工商界也有予此类学生以半日工作的机会；二为收回教会教育权问题，推动了1924年全国各省教育会联合会年会通过《教育与宗教实行分离案》与《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即：教会不能以教育为其传教的工具；不能违背我国家教育立国的宗旨；不能在本校内排斥异端，而妨害自由思想与自由讲学；国内所有教会学校，都须向我政府立案，由教育部或教育厅加以监督；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教授不得专限于外国传教士，应多聘中国学人充之。

把“少年中国”带到南洋

朱镜宙是1919年5月前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的理想之火，一直在朱镜宙心中燃烧，成为了他一生奋斗的动力。“我于注籍少中后，即远游南洋。”朱镜宙回忆。这年5月，他远赴新加坡，任职《国民日报》总编辑。

据秦贤次研究介绍，朱镜宙到报馆后不久，即对各校作普遍深入的调查。后因主张华侨大联合，受英政府压迫，脱离报社，并作马来全岛之游，以搜集各地民情、风俗、气候、地理、物产、交通、贸易、教育等资料。尔后，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应邀到各处演讲。

同年5月18日至21日，北京大学日刊连载了朱镜宙致蔡元培校长的书信。该书信强调了研究、关注南洋的重要性，还附录一张很长的《英属马来半岛华侨学校一览表》。7月20日，《申报》公告朱镜宙当天午后在上海老靶子路133号，出席各埠旅沪华侨学生会欢迎会，报告南洋现状。12月1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北京大学教授邓中夏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主持少年中国学会欢迎会，朱镜宙详细报告考察南洋之所得，还提议发起“南洋研究会”。次年1月15日，朱镜宙的《南洋问题与吾华民族》一文，在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月刊第2卷第7期发表。2月26日，他又到上海劝学所作“南洋教育状况”讲演。

1921年12月21日，朱镜宙的《太平洋会议问题之面面观》发表于天津《益世报》，连载至27日完结。次年2月17日，朱镜宙的《中国与南洋经济上之大连锁》连载于上海《时报》。3月22日，天津《益世报》刊发他的《联络南洋经济界之建议》。4月19日，他在《中国与南洋》第3卷第6期发表《致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书》，介绍海峡殖民地其他各项重要贸易和当地与中国有关系的人，供南洋考察团员参考。

更值得一提的是，朱镜宙的《南洋群岛》一书，1920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当时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让人大开眼界。“该书引起了二位大人先生之注意：一为李石曾（煜瀛）先生，当我抵达北京时，即折柬相邀，谈侨情甚详；二为徐东海（世昌）大总统，以电话召见，垂询移时，并赠三千元为奖。”朱镜宙回忆。

据张朋强《朱镜宙先生年谱》记载，徐世昌于1921年1月28日召见朱镜宙。“朱镜宙先生三下南洋，时间虽不长，却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对于南洋最有研究的。”秦贤次这样评价朱镜宙。

“假设少中至今仍得健在，各本其所学，以贡献于国家社会，前途宁可限量。”晚年的朱镜宙感慨说：“少中停止活动，已经半个世纪了！而会友相处，仍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之感，并未因漫长岁月，与环境的变迁，而冲淡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求之当世，恐无第二团体，可与伦比矣！”

（作者系浙江省乐清市侨联党组书记，朱镜宙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