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基层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要求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何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新活力？如何积极推动基层治理“三治融合”，实现基层治理稳定有序发展？如何创新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7月15日，全国政协“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热烈讨论，共探城乡现代化治理新路径、新实践。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委员们看来，党的建设是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邮政局原局长马军胜认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是增强党在新兴领域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的必然要求。

“应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纵向上加强调度督办，横向上加强沟通配合，全面构建属地党委、管理部门、企业主体和基层组织共同参与的条块结合、上下贯通、一体联动的工作格局。同时，结合各地各行业实际，开展党组织、党员和从业人员起底摸排，以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推进党组织覆盖。”马军胜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表示，推动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网格化治理为基础，科学划分多级网格，建立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集各方主体，共同商讨社区重要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湖北省委会副主委郑军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他建议制定村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三年轮训计划，对返乡创业青年党员实施跟踪培养。“在合作社、乡贤理事会等也应建立特色党小组。”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副主任费英英一直认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工作落脚点。“但有些基层党员干部过分注重工作‘留痕’等问题，加之基层治理工作中的‘繁文缛节’、文山会海等难题，分散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注意力，难以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聚焦在为人民服务上。”

费英英认为，一方面，需要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和减负。

▶▶▶ 用“三治融合”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为了更好应对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我国探索出适用于符合城乡社会现实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从群众参与、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三个维度出发，各有重点又彼此联系，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在张军萍看来，自治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需要，是城乡治理体系的基石。“应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奠定自治的坚实根基。”

张军萍提出，提升群众自治活力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主导惯性，以“赋权”代替“管控”，以“共治”代替“单治”。“一方面，建议鼓励基层通过自治协商形式解决小区停车等治理难题；另一方面，要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上下功夫，持续壮大与培养社区自治队伍，提升治理专业能力。”

法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为基层事务治理提供根本性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认为，面对基层矛盾化解、数字风险防控、多元主体共治等新课题，亟需以法治思维校准治理方向，以法治方式突破实践瓶颈。

“法治思维不仅是法律条文的简单应用，更是将公平正义、程序规范、权责统一等法治理念深入融入社会治理的全过程。通过推动多元主体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律意识，让多元在统一价值标准下共治，才能保障多而不杂、繁而不乱。”

马怀德建议，用法律规范的普遍性消解个案处理的偶然性，用程序正义的确定性对冲利益博弈的任意性。在“软性”调解中树立法治“刚性”，推进基层治理可持续发展。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法治对道德具有保障作用，道德对法治起着支撑作用。

“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发挥居民公约、道德评议作用，通过身边榜样示范、生活礼俗教化等，引导群众明是非、知荣辱，营造崇德尚法氛围。”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北京市委会副主委陈伟如是说。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王芳特别强调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她提出，充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基础作用，有利于促进基层组织内形成好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为基层治理营造良好氛围、提供有效的治理方法和途径。

“应强化宏观层面的政策牵引、中观层面的统筹创新、微观层面的精准落地，推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科技赋能、群团宣引、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构建自治、法治、德治良性互动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基层治理新格局。”王芳表示。

▶▶▶ 划重点抓难点精准分类施治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乡村是中国社会稳定安宁的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郑军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农民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等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调整，这种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构建‘党建﹢’治理体系，党建带‘自治’，党建融‘法治’，党建促‘德治’。”“充分发挥村两委成员的骨干带头作用，吸纳各种农村基层组织及村民积极参与，建立乡村协同共治机制。”“夯实数字底座，大力实施‘乡村新基建提速工程’，向偏远地区倾斜。”“优化集体经济模式，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围绕乡村治理，郑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建议，旨在不断提升乡村善治水平，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超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各类风险挑战的汇聚点。超大城市治理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须回应好的问题。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时，赋予重庆“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重大任务。

人口集聚引发的“大城市病”问题如何解决？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如何提升？多元共治力量整合贯通机制如何完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涪陵区委书记黎勇边实践边思考，给出了“智治、精治、综治、共治”的8字答案。

所谓“智治”，就是打破数据壁垒、整合数据资源，搭建覆盖市、区县、街镇三级智能化平台，加强全域预警应急体系建设，推动城市治理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所谓“精治”，即聚焦群众出行、停车、就医等难题，精准施策，力促城市公共服务高效供给。

“‘综治’的实现有赖于构建多跨协同的行政执法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共治’则需贯通整合社区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力量，完善多元参与基层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共治合力。”黎勇表示。

与会委员们都认为，基层治理是一项“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系统工程，只有不断强化共识、激活动能、凝聚力量，才能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治理规则的有机结合，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委员们表示，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履职建言的质量和能力，为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广泛凝心聚力。（本报记者 吕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