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安乐皆由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

新时代，我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力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作为“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为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

7月15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专题协商会，与会委员聚焦“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这一分专题展开热烈建言。

探寻“智治”之方 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理念、机制和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认为，通过“数字政府”“智慧社会”的构建，可以实现治理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的转变。

“就目前而言，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丁光宏建议，要搭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治理生态，政府部门要从构建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的角度出发，精准打通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基层治理的对接通道，实现从“业务数据化”向“数据业务化”的量变到质变，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街道执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在开展相关调研时发现，基层执法数字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他认为，执法数字化有利于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壁垒。他建议，推广“非现场执法﹢移动终端”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对现场检查的依赖，同时利用移动终端实现高效、精准的执法操作，提升执法效率。

“充分应用App、短视频等，建设群众喜闻乐见的数字化应急教育平台，提升社区居民安全应急意识、知识和能力。”

“开发‘家风AI评估模型’，评选‘最美家庭’、开展‘婆媳互夸’等活动，培育家庭治理创新项目，厚植基层治理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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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智治”谋“善治”，其他委员的建言也十分热烈。在与会委员们看来，必须深刻把握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历史机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不断推动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应用，使社会治理模式更加科学、更加智能、更加精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新期待。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网络治理已成为信息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内容新领域。“当前，网络越来越复杂，应用越来越智能，制造网络舆论、打造网络热点、虚构舆情环境的技术门槛、经济门槛越来越低。”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赵泽良表示，网络综合治理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念、方法、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提升。

“网络综合治理的关键是提升能力，特别是网络虚假有害信息、有组织网络信息操纵的发现力，信息传播的调控力，信息操纵的阻断力。”赵泽良认为，需要建立平台舆情信息自动报告制度，通过主动报告提升发现力。此外，“两高”和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对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诈骗等惩治力度，用法治力量推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在网络安全领域深耕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奇安信科技集团董事长齐向东看来，没有稳固的安全底座，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难以立稳根基。他建议，要将网络安全纳入社会治理核心架构，从根本上破解“重发展轻安全”困局；加快推动网络安全体系化建设，从根本上解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复杂安全威胁；持续完善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习的常态化机制，从根本上为全社会兜牢安全“底线”。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分析显示，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罪的未成年人，有近六成长期沉迷网络，受网络不良影响产生犯罪动机的占比较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何秉群的一番发言，引发了与会委员的深思。委员们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

何秉群表示，强化网络治理，夯实网络保护，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既要加强用户管理和内容审核，及时删除、屏蔽涉未成年人违法和不良信息，又要通过平台规则、网络社区公约等方式，对有不良导向的社区氛围进行正面引导和规范管理。“平台应设置更合理、更严密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加强网络环境的日常监管，要依法严肃追责，提高其违法成本。”

与会委员形成共识，要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紧跟互联网迅猛发展势头，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整合各方资源，建好用好管好网络，方能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互联网这个大变量成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大增量。

扩大社会组织有序参与 激发社会治理创新活力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载体，其发展活力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2024年末，我国约有10万多家行业协会商会，拥有企业会员总数超过770万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保江抛出的一组数据，让与会人员清晰地意识到，行业协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市场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韩保江看来，行业协会商会需要以“去行政化、强监管、市场化、专业化”为核心，通过党建引领、法治保障、服务创新构建新型治理体系，进一步推动权力回归政府、服务回归市场，从而充分发挥好协会商会作为社会共治的枢纽和凝聚作用。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志愿服务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和有效路径。“加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弘扬传统美德，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常设委员会副主席王平建议，要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强化志愿服务的精神激励；强化志愿服务的人文内核，更好提升服务效果；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独特优势，构建以枢纽性群团组织带动相关专业领域社会组织协同发展新格局。

“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与民众、提供专业服务、参与基层协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丁光宏委员认为，要鼓励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公益组织等深度参与数字治理标准制定等工作；要探索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允许在合规前提下，企业与研究机构等主体进行数据共享与融合应用，催生更多创新治理模式。

在深入的协商建言中，委员们进一步明确了履职方向。委员们表示，要提高协商议政、履职建言的质量和实效，持续做好汇聚社会治理合力工作，为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广泛凝心聚力。要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贡献智慧力量。